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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Philosophy

Infamy Speech 为什么不能译为「国耻演说」

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英文里经常称为 Infamy Speech,因为演说的第一句特别有名:

Yesterday, Dec. 7, 1941—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suddenly and deliberately attacked by naval and air forces of the Empire of Japan.

Infamy Speech

在中文里,这场演说经常被译为「国耻演说」,认为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的意思是这一天将会是美国的国耻日。昨天我仔细琢磨了这个问题之后觉得这应该是误译,最终会归结为一个关于「耻辱」的价值观问题。我在知乎提问后,也有知友印证了我的判断。 以下转自我昨天在知乎写的回答

我认为 infamy 至始至终没有「耻辱」之类的意思,它的原义是「恶行、恶名」(being famous for something bad),在演讲里指的是日本的恶行,是用来谴责日本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而不是说这是美国的耻辱。

「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这句插入语的意思应该是,这一天会记入人类恶行的史册。

这样的理解也可以被演讲稿的修改过程印证。初稿中这句插入语是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world history。并且,通读全文我的感受也是,罗斯福在强调日本无端的、残酷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段里说的 the unprovoked and dastardly attack by Japan),所以美国必须宣战并且一定会赢得胜利。——这都跟国耻什么的没有关系。

Infamy Speech 不好翻译,直接译为「暴行演说」感觉也不太对,可以就用「珍珠港演说」指代(英语里也会说 Pearl Harbor Speech),但「国耻演说」肯定是不对的。

我认为珍珠港事件和南京大屠杀等中国近现代的国耻不一样。南京大屠杀是国耻唯一合理的原因是当时中国落后导致战争初期节节败退首都失守(而不是日本侵略本身),而罗斯福演讲最后说美国宣战并且必将胜利,罗斯福没有表达美国应该为珍珠港事件感到羞愧和耻辱。简单地说,你不能把敌人的侵略当作国耻,否则就跟被性侵的人把性侵本身当作自己的耻辱一样。如果要认为罗斯福说的是珍珠港事件是美国的国耻,演讲中必须提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做错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但演讲里没有,演讲里只是在指责日本的欺骗和背叛(原文用了 deceive, treachery 两个词)。所以用「国耻」「耻辱」是不符合罗斯福原意的。

我会偶然关注到这句话也是因为这个价值观的问题:耻辱总要有自己的原因,如果错都在对方,受害者有什么需要感到耻辱的?比如以前我们被蔑称为「支那人」「东亚病夫」,如果对方说得对,当时中国确实落后弱小,那确实是当时中国的耻辱。如果今天还有人这么使用蔑称,或者我们对外国人使用蔑称,应该感到耻辱的是使用蔑称的人,是加害者,而不是反过来。

演讲全文可以在这里看:Day of Infamy Speech

需要中文翻译的可以粘贴到搜狗翻译:搜狗翻译 – 上网从搜狗开始

“Day of Infamy” Speech: Draft No. 1

On Moral Luck and Control Principle

(讨论基于 SEP 中 Moral Luck 词条和 Aspasia 论坛 里的一个问题「关于 epistemic luck & blameworthy」)

我认为 Kant 和 Nagel 更看重善良意志本身,而不是掺杂了其他行为人无法控制的因素之后的行为结果,归根到底是因为只有属于行为人本身的特性才是相对固定的,而那些行为人无法控制的因素会随时变化,只有那些相对固定的东西才会帮助我们判断今后行为人如何行动,我们评价的才是这个人(可能涉及一点「人格同一」(personal identity) 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道德评价要做的事情是根据行为人过去的行为模式去预判他未来会如何行动,然后我们可以据此作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无论是作为与他交往的个人的应对,还是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应对。这是道德评价的意义所在。

也就是说,关键在于找出一个行为模式中相对固定的东西,对未来各种不同情况下行为人会如何行动作出预估。所以我想直接讨论的不是是否值得责备/谴责(这个判断没有明确的用途),而是行为模式和应对措施。如果我们对两个行为人的行为模式和应对措施的判断是完全相同的,反过来就可以推出他们是否同样值得责备(如果还有必要讨论是否值得责备这个问题的话)。

1. Resultant luck

如果我们认同纯粹是因为随时在变化的外界因素造成了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在预判行为人今后的行为模式时似乎就不会因为结果的不同而造成任何影响。

但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虽然结果本身不受行为人控制,但特定结果出现之后,就会影响行为人的行为模式。比如盗窃是得手还是被捕虽然不全受盗贼自己的控制,但得手还是被捕的结果显然会对今后盗贼怎样行动产生影响。每次成功做坏事(比如犯罪者一直逍遥法外),每次侥幸躲过坏事(比如经常不检查刹车但一直没出事),很容易增加行为人做坏事的可能,因此对他们的行为模式预判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在这类问题上我认为他们同样值得责备(但我认为似乎没有必要讨论是不是值得责备这个问题),但预判他们的行为模式还是有微妙的差别。

2. Circumstantial luck

假设我们对神经科学等领域的认识已经足够深入,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A 的亲人如果被杀,就会激发大脑中的某种变化,从而使 A 变成一个无差别的杀人犯报复社会;但如果 A 的亲人没有被杀,A 就会和普通人一样正常。

这就是 A 的具体行为模式,我们也知道 A 的这个行为模式是个分段函数,亲人未被杀是分支 1,亲人被杀是分支 2,在两种情形下 A 的表现会大不相同。我认为,A1, A2 就符合 circumstantial luck 讨论的情形。而我们对 A1, A2 行为模式的判断(是分支 1 还是分支 2)和应对措施显然不一样。

另一个问题是,A 毕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分段函数特性,那么触发变异条件前的 A(亲人未被杀时的 A)和一个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成为无差别杀人犯的普通人 B 相比又会如何?我认为这两人的行为模式判断也不一致,但对他们的应对措施在触发变异条件前大致相同;只会加上一条,如果有可能,我们需要防止 A 触发变异条件,或者通过某种方式让 A 变成 B。换成纳粹帮凶的例子,纳粹掌权就类似于变异条件,要么我们防止纳粹掌权,要么我们通过其他方式(比如某种道德教育或者某种心理训练)让人们即使在纳粹掌权的时候,也不会成为帮凶。

3. Gain the knowledge by luck

先不讨论「明知故犯,罪加一等」的问题,先说 A 是通过靠谱的方式知道 P 是正确的行为,B 是通过不靠谱的方式碰巧认为 P 是正确的行为。然后这次 A 和 B 都做了同样的事。我会认为 A 的行为模式比 B 更稳定。从传统道德观来说,A 更值得赞扬。从我的实用道德观来说, A 更值得信任;因为 A 会持续稳定地做好事,而 B 可能因为他的不靠谱而不确定。

类似地,A 明确知道 P 是错的,却仍然做了 P;而 B 是通过不靠谱的手段碰巧以为 P 是错的,却仍然做了 P。我认为 A 和 B 都主动想做坏事,区别只在于他们判断一件事是不是坏事的能力。A 更倾向于持续做坏事,且 A 认为的坏事的确就是坏事。而 B 虽然也有持续做坏事的倾向,但 B 认为的坏事未必就是坏事(因为他的判断方式不靠谱),所以可能出现 B 认为自己在做坏事,但其实做的并不是坏事。这就是对 A 和 B 行为模式预判上的差别。

小结

我认为用 control 和 luck 这一对概念来思考问题必然会最终涉及自由意志这个争议话题(在 constitutive luck, causal luck 问题上尤其明显),而我的思路是绕过 control 和 luck,直接从判断行为人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来展开讨论。并且我认为 Kant 为什么不看重结果,其实就是在寻找像行为模式这样相对固定不变的东西。

出于无知而做错事的不同情形

这篇文章源于 Aspasia 论坛 里的一个问题「关于 epistemic luck & blameworthy」。

我先坦诚,我没有看过关于 blameworthiness(以下用中文「值得谴责/责备」代替)的文献,或者多年前看过但完全忘记了,所以我更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提醒我应该去先看看某个文献再来讨论我也乐意接受。

当我思考是否值得谴责/责备做了某件错事的某人时,我考虑的是这个人在未来是否会因为类似的原因做出类似的错事。当然,比起是否值得谴责,我更可能会考虑是否有必要采取惩罚/防范措施(就像 王昱洲 提到的)。

回到具体问题,首先我认为道德行为上的无知会分好几种不同的情况,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一群人在吃火锅,A 拿着一盘豆腐往沸水里倒,把锅里的沸水溅到了别人的脸上。

A 做了错事,如果把这件错事总结成「吃火锅下菜时不小心溅起沸水烫伤他人」(记作 P),那么可能有这样几种不同的情况(不完全列举):

  • A1 认为 P 不是一件错事,这是价值观的分歧,比如 A1 认为被沸水溅到说明你自己不小心离火锅太近,责任在你不在我(价值观分歧);
  • A2 不知道 P 是错事,因为 A2 不怎么吃火锅或者是个小孩子,之前根本没有想过这个溅起沸水烫伤别人的问题,但 A2 知道更抽象的道德观念(比如知道不能因为自己的过失烫伤他人),所以如果有人问 A2 吃火锅下菜时不小心溅起沸水烫伤他人是不是错的,A2 会认为是错的(知道抽象道德观念上的对错,但对 P 这个具体问题没有事先考虑);
  • A3 知道 P 是错事,但对怎么下菜才能避免溅起沸水不太清楚,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操作方式已经不会溅起沸水(知道具体道德行为上的对错,但不知道具体操作方式);
  • A4 知道 P 是错事,也知道怎么下菜才能避免溅起沸水,但因为一时激动或者疏忽大意犯了错误(知道具体道德行为上的对错,也知道具体操作方式,但在具体操作时疏忽大意)。

如果我们认同 P,直觉会认为 A1 是最值得谴责的,分析起来 A1 也是最不可能在未来改变自己行为的,而 A2, A3, A4 很可能在发生一次意外之后就会知道这个具体的道德问题(A2),学会正确的操作方式(A2, A3),以后更加小心(A2, A3, A4)。

至于在 A2, A3, A4 之间谁更值得谴责,我觉得还是从未来是否会因为类似的原因做出类似的错事来思考问题。比如在知道抽象道德观念的前提下,在知道这个具体的道德问题(A2),学会正确的操作方式(A2, A3),以后更加小心(A2, A3, A4)这三个方面,哪一个更容易改变。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学会正确的操作方式不那么容易,对某些人来说保持小心谨慎不要一时冲动不容易(不局限在这个特定的例子,其他的例子应该也会出现类似的分析)。

从实用的角度说,我只能具体地、有针对性地防范,比如事先考虑到第一次吃火锅的人会不会意识不到可能烫伤别人的事情,提前交代,而对一贯毛手毛脚的人特别警惕,甚至干脆就不让他动手。

我认为 circumstancial luck 就有点类似 A2 的情况,比如 B 和 A2 一样缺乏吃火锅的经验,要是 B 也去吃火锅,B 可能也会不小心把别人烫伤。从是否值得谴责/责备来说,虽然 A2 没有那么值得责备,但因为 A2 的行为造成了后果,责备 A2 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但在这个问题上去责备没有造成后果的 B 就很奇怪了,你觉得 B 的问题在哪里呢?——这是直觉,是描述。就反思、规范来说,既然我们找不到理由责怪 B,是不是同样地我们也没有理由责怪 A2?或者,在另外的例子中,如果我们有理由责怪 A2,也会有类似的理由责怪 B。

而从针对性的防范来说,我认为对 A2 和对 B 是同样的,但前提也是他们都到了一个容易犯错误的环境之中。如果不在这个环境,也就不需要防范了。

至于 gain the knowledge by luck 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于怎么解释这个人为什么已经知道这么做是错的了(虽然知道的途径有些问题),却还要选择做一件「错事」。这里的原因会影响对他后续行为的判断,而怎么知道的似乎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being happy?

刚在微博上看到严锋老师转发了一场 TED 演讲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being happy (by Emily Esfahani Smith)。有人总结到「追求快乐让人变得不快乐」,严锋老师说「过份追求快乐让人变得不快乐」。这个话题让我突然有很多话想说。

我们先来看一看 Emily 的开场白:

I used to think the whole purpose of life was pursuing happiness. Everyone said the path to happiness was success, so I searched for that ideal job, that perfect boyfriend, that beautiful apartment. But instead of ever feeling fulfilled, I felt anxious and adrift. And I wasn’t alone; my friends — they struggled with this, too.

我曾经认为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追求快乐/幸福(按:happiness 既可以表示短暂的快乐又可以表示较长时段的幸福状态)。每个人都说通往快乐/幸福的道路是成功,所以我追求理想的工作,追求完美的男朋友,追求漂亮的公寓。但是我没有感到满足,我感到的是焦虑和迷茫。不只是我,我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困扰。

后来 Emily 就去学习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读了很多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哲学的书——恰好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三个领域。她发现,数据显示,追求快乐反而让人不快乐,尽管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抑郁、甚至自杀的人却越来越多。而研究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快乐,而是缺少生活的意义。于是 Emily 开始追问快乐(being happy)和生活的意义(having meaning in life)有什么区别。

Many psychologists define happiness as a state of comfort and ease, feeling good in the moment. Meaning, though, is deeper. The renowned psychologist Martin Seligman says meaning comes from belonging to and serving something beyond yourself and from developing the best within you. Our culture is obsessed with happiness, but I came to see that seeking meaning is the more fulfilling path. And the studies show that people who have meaning in life, they’re more resilient, they do better in school and at work, and they even live longer.

许多心理学家将快乐定义为一种舒适和安逸的状态,也就是在某个时刻感觉很好。而人生的意义是更深一层的概念。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按:积极心理学之父)说,意义来自归属和服务于超越你自己的事物,来自发展你内心中最好的部分。我们的文化痴迷于追求快乐,但我逐渐认识到寻求人生意义更让人满足。研究表明,有生活意义的人适应能力更强,在学校和工作中表现更好,甚至寿命也更长。

接下来的演讲就是 Emily 分享自己找到的怎样寻求人生意义的四种方式(four pillars of a meaningful life):归属感(belonging)、目的(purpose)、超越(transcendence)、讲故事(storytelling)。Emily 的确讲了很多故事,四种方式各讲了一个故事,讲完还继续讲了自己的故事和父亲的故事。这里就暂且略过。最后她总结到:快乐的感觉有来有去捉摸不定,意义才能让我们掌握人生(Happiness comes and goes. But when life is really good and when things are really bad, having meaning gives you something to hold on to)。

接下来我谈谈感想。

我觉得虽然这是一场 TED 演讲,但其实论证方式特别像心灵鸡汤。我直奔主题,我们思考一下,Emily 的演讲从头到尾证明的是在人生中除了快乐之外还有其他重要之事(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being happy)吗?或者说她证明的是追求快乐反而会让人不快乐吗?

回到 Emily 的开场白,谁说追求快乐就一定等同于追求世俗意义的成功呢?Emily 和她的朋友追求好工作、好伴侣、好房子没有获得满足,最多只能证明这些追求快乐的途径可能有问题,但并不能证明「追求快乐」本身有问题,不能证明「 不应该追求快乐」。Emily 说自己通过追求这些没有获得满足,感到焦虑和迷茫,也就是追求某些目标让人感到不快乐,可以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这些具体目标,或者追求这些目标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太对。也许我们追求另外一些目标更容易获得快乐,也许同样是追求这些目标,但换其他一些追求方式我们更容易获得快乐。你不能把自己原以为的那些目标直接等同于快乐本身,然后一起否定掉。

Emily 随后讲的意义,以及寻求意义的四种方式(归属感、目的、超越、讲故事),其实都可以认为是她找到的另一些追求快乐的方式。撇开她举例论证的效力问题,她可以证明的其实只是某些目标或者某些方式不容易实现快乐,而追求另一些目标或者另一些方法比较容易实现快乐,这并没有贬低快乐本身,也没有必要去抬高一个玄乎的人生意义(积极心理学之父给出的关于意义的定义实在很想吐嘈)。

The Power of Collider

最近一直在读之前提到的 The Book of Why,我觉得 collider 的概念可能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几个概念之一。本来我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一个介绍,但好像懒得动笔,就节选书中几段话放在这里(顺序是我刻意安排的)。

X 与 Y 相关的三种解释:

  1. X 是 Y 的原因;
  2. X 和 Y 有共同的原因;
  3. collider。

We live our lives as if the common cause principle were true. Whenever we see patterns, we look for a causal explanation. In fact, we hunger for an explanation, in terms of stable mechanisms that lie outside the data. The most satisfying kind of explanation is direct causation: X causes Y. When that fails, finding a common cause of X and Y will usually satisfy us. By comparison, colliders are too ethereal to satisfy our causal appetites.

Judea Pearl. 2018. The Book of Why. Chapter 6

什么是 collider?

ABC. This is the most fascinating junction, called a “collider.” Felix Elwert and Chris Winship have illustrated this junction using three features of Hollywood actors: TalentCelebrityBeauty. Here we are asserting that both talent and beauty contribute to an actor’s success, but beauty and talent are completely unrelated to one another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e will now see that this collider pattern works in exactly the opposite way from chains or forks when we condition on the variable in the middle. If A and C are independent to begin with, conditioning on B will make them dependent. For example, if we look only at famous actors (in other words, we observe the variable Celebrity = 1), we will se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alent and beauty: finding out that a celebrity is unattractive increases our belief that he or she is talented.

This negative correlation is sometimes called collider bias or the “explain-away” effect. For simplicity, suppose that you don’t need both talent and beauty to be a celebrity; one is sufficient. Then if Celebrity A is a particularly good actor, that “explains away” his success, and he doesn’t need to be any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average person. On the other hand, if Celebrity B is a really bad actor, then the only way to explain his success is his good looks. So, given the outcome Celebrity = 1, talent and beauty are inversely related—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related in the population as a whole. Even in a more realistic situation, where success is a complicated function of beauty and talent, the explain-away effect will still be present. This example is admittedly somewhat apocryphal, because beauty and talent are hard to measure objectively; nevertheless, collider bias is quite real, and we will see lots of examples in this book.

Judea Pearl. 2018. The Book of Why. Chapter 3

另外两个 collider 的例子:

Try this experiment: Flip two coins simultaneously one hundred times and write down the results only when at least one of them comes up heads. Looking at your table, which will probably contain roughly seventy-five entries, you will see that the outcomes of the two simultaneous coin flips are not independent. Every time Coin 1 landed tails, Coin 2 landed heads. How is this possible? Did the coins somehow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t light speed? Of course not. In reality you conditioned on a collider by censoring all the tails-tails outcomes.

Judea Pearl. 2018. The Book of Why. Chapter 6

The correlation we observe is, in the purest and most literal sense, an illusion. Or perhaps even a delusion: that is, an illusion we brought upon ourselves by choosing which events to include in our data set and which to ignore.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we are not always conscious of making this choice, and this is one reason that collider bias can so easily trap the unwary. In the two-coin experiment, the choice was conscious: I told you not to record the trials with two tails. But on plenty of occasions we aren’t aware of making the choice, or the choice is made for us.

The distorting prism of colliders is just as prevalent in everyday life. As Jordan Ellenberg asks in How Not to Be Wrong,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among the people you date, the attractive ones tend to be jerks? Instead of constructing elaborate psychosocial theories, consider a simpler explanation. Your choice of people to date depends on two factors: attractiveness and personality. You’ll take a chance on dating a mean attractive person or a nice unattractive person, and certainly a nice attractive person, but not a mean unattractive person. It’s the same as the two-coin example, when you censored tails-tails outcomes. This creates a spuriou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ttractiveness and personality. The sad truth is that unattractive people are just as mean as attractive people—but you’ll never realize it, because you’ll never date somebody who is both mean and unattractive.

Judea Pearl. 2018. The Book of Why. Chapter 6

在控制变量的时候,一定不要控制 collider,因为:

[I]n a collider, ABC, exactly the opposite rules hold. The variables A and C start out independent, so that information about A tells you nothing about C. But if you control for B, then information starts flowing through the “pipe,” due to the explain-away effect.

Judea Pearl. 2018. The Book of Why. Chapter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