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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問題與主義論戰(二)

蓝公武,字志先,笔名知非。

文本据《胡适文存》卷二录入。所以并非原文,而是胡适删改后转载的文章。第一段有解释。

有些詞彙尊重原文,比如把「構成」寫作「搆成」,「廣泛」寫作「廣汎」,「羅列」寫作「臚列」。
書名號《》是我加上的,原文以左劃波浪線表示。
豎排使用的雙引號『』本文中仍然照用,沒有改成今天台灣正體中文中的引號「」或大陸簡體中文的“”。

本報三十一期,有我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篇文章。我的朋友知非先生,把它轉載《國民公報》上,又在那報上發表了『問題與主義』一篇文章。知非先生的議論,很有許多地方可以補正我的原作。他那篇文章約有七千字,本報篇幅有限,不能全載,故略加刪節,轉錄於此。所刪去幾段,如論人類的神秘性之類,大概都是不很緊要的材料,請作者原諒。(適)

藍公武:問題與主義

近日《每週評論》上,有一篇胡君適之的文章,勸人少講主義,多研究問題,說得非常痛闢。吾們輿論界,從這篇文章裏,得的益處一定不少。但是中國今日的思想界,混沌已極,是個『扶得東來西又倒』的東西。胡君這篇議論恐怕會得一個意想外的結果。況且他的議論裏頭,太注重了實際的問題,把主義學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殺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廢食的毛病。現在記者且把自己的意見,分幾層寫出來,就正胡君,幷質之一般輿論界。

現在請先一論問題的性質。

一,凡是搆成一個問題,必定是社會生活上遇著了一種困難。這困難是從三種情形來的:(一)舊存的制度,和新有的理想衝突;(二)新變化的生活,(外來的或自發的原因),和舊事物的衝突;(三)社會中有擾亂迫害的事實發生。因有這三種情形問題的性質,便有理想和現實的區別。其解決方法,也就不能一律並論了。

二,問題本因實際利害而起。但是在這不等質的社會,各部分的利害,常不一致。甲部分的問題,未必不是乙部分的問題,甚或互相衝突,各自搆成相反的問題。故問題的範圍常不相同,有世界的問題,有以民族的問題,有一地方的或一階級的問題。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彩亦愈甚:決不可以一概而論的。

三,問題之發生,固起於困難;但搆成一種問題,非必由於客觀的事實,而全賴主觀的反省。有主觀的反省,雖小事亦可成為問題;無主觀的反省,即遇著極不合理的,或是極困難的事實,也未必能成為問題。譬如專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國行了幾千年,並沒有人覺他不合理,拿來成一問題。及至最近數十年,西方的思想輸入,人民有了比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極大的問題,產生出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又如東方的家族制度,奴隸勞動,在今日思想已經進步的時候,尚不能成爲問題,若移到西方去,立刻便成了一種不可終日的問題了。可見搆成問題的要素全在這主觀的反省。

問題的性質既是這樣的複雜,那解決的方法當然不能簡單一樣。遇著局部的現實的經過反省,成了問題的時候,自然用不著主義學說來鼓吹,只要求具體的解決方法,便有結果。若是一種廣汎的含有無數理想的分子的——即爲尚未試驗實行的方法,——問題,並且一般人民,對於他全無反省,尚不能成爲問題的時候,恐怕具體的方法,也不過等於空談,決沒有什麽效果可言的麼!況且解決一種問題,全靠與這問題有關係的人自動的起來解決,方有效果可言。若是有關係的人無絲毫感覺這問題重要,即使人起來代勞,其效果不是零便是惡,是可斷定的。故所以吾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根據,引起了一般人的反省,使成了問題,纔能採納吾們的方法。否則問題尚不成,有什麽方法可言呢?

通常提到問題兩個字,一定把他當做具體的性質看;其實不盡然。哲學科學上的且不提,即如與吾們實際生活有關係的問題,抽象性質的也很多……從他根本的方面著眼,即成了抽象性的問題,從他實行的方面著眼,變成了具體型的問題……

像吾上文第一項所舉的舊制度和新理想的衝突問題:這種問題,大概通常稱爲革命的問題,(廣義的。)初起的時候,一定是在那是非善惡的方面爭,即標示的改革方法,也決不是什麽具體方法,一定是一種趨向的標準,(這種標示,與其說是方法,毋寧說是目標。)譬如法國大革命時候所標示的自由,平等,和中國辛亥革命所標示排滿,算是具體的方法呢?還是理想的目標呢?這可以不言而知的。故凡是革命的問題,一定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點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性的問題,纔能發生效力。若是臚列許多具體方法,即就變成一種條陳,連問題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進行方針呢?於此可見問題不限於具體性,而抽象性的問題,更重要的了。

像吾上文第二項所舉的例,凡是一階級一地方的實際利害,自然是具體問題居多但是涉於事物制度起源的問題,那就變成抽象了。譬如選舉權及自治權的問題,在起初的時候,決不是他內容如何的問題,一定是正當不正當的及權利義務的理論問題。何況自一階級以及他階級,一地方以及他地方?若不是抽出共同點來作進行的標準,那人力車夫的利害問題,如何能算小學教員的問題;小學教員的問題,又如何能算是女工的問題?其中能一致的地方,自然是抽象的結果了。『去其特別點而取其共通點。』若如民族的世界的問題,因他範圍之廣,那抽象性是自然越發增大的了。故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於此更可見抽象性問題的重要了。

像吾上文所舉第三項的例,人類主觀的反省,固多起於實際苦痛的壓迫。但是人有一種習慣性,他的性質異常固定,可以使人麻木不仁。任你如何活動的物事,一成習慣,便如生鐵鑄成,絕不能動他秋毫。古今無量數的人,爲苦痛壓迫的犧牲,因爲這習慣的桎梏,宛轉就死,尚不知其所以然,幷沒有人把他提出來做個問題。必定等到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把他提作問題,加以種種理論上的鼓吹,然後纔成一個共通的問題。故抽象問題,常在具體問題之先,到了第二步纔變成具體的性質的。

從這三點看起來,問題不限於具體,抽象性的更爲重要;而當問題初起之時,一定先爲抽象性,後纔變成具體性的。照此講法,主義學說,如何可以說是不重要,而一筆抹殺呢?吾且再把主義學說的性質論一論。

主義是什麽呢?胡君說,從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因爲傳播的緣故,纔變成一種抽象的主義。(簡略胡君原語。)這話果然不錯。但是有許多主義,它的重要部分,並不在從具體主張變成抽象名詞,却在那未來的理想。世間有許多極有力量的主義,在他發生的時候,即爲一種理想,幷不是什麽具體方法,信仰這主義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並不考究他的實行方法。即如從具體方法變成主義的,也決不是單依著抽象方法便能搆成,尚須經過理想的洗練泡製,改造成的。故理想乃主義的最要部分。一種主張能成主義與否,也全靠這點。

主義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是態度。一種主張能成爲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却成反比例,(因爲愈具體,各部分利害愈不一致,)全看他所含抱的理想的强弱。設個比方: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台上的照海燈。航海的人,照著他進行罷了。至於航海的方法,以及器具,却是另一件事,與他無必然的關係。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間雖有聯屬的關係,却不是必然不可分離的。一個主義,可以有種種的實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衝突,絕不相容。各種的實行方法,也都是按著各部分人的利害必要,各各不同。因爲方法與主義,不過是目標與路徑的關係;向著這目標走,果然是一定不變;至於從那一條路走,路中所遇事物何如,行路中間所起的事變何如,與這目標並無必然的關係。換一句話講,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故所以同一主義,在甲地成了某種現象,在乙地又成一種現象。乃同在一地,信奉同一主義的人,因實行方法的不同,變成種種極不相容的黨派。這種例證,古今不知多少,亦不用再舉的了。

胡君說,主義的弱點和危險,都在這抽象一點上:這話也不盡然。吾上文已經說過,範圍愈廣,他的抽象性亦愈大。因爲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自然愈增多。

自來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主義能鼓動一世,發生極大效力,都因爲他能涵蓋一切,做各部分人的共同趨向的緣故。若愈近具體,則必切合一部分的利害。他的發動的力量,頂大也只限於一部分的人,如何能鼓動各部分的人呢?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强;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種擾攘的現象。像那法國大革命中,中國辛亥的革命,以及今日的俄德革命,都是極好的一個例。他們當初所以能成功,都因爲共同奉著一個抽象主義。若是起初就拿具體的方法來進行,恐怕在革命前,便已互相衝突紛亂擾攘,早爲舊勢力所撲滅,還能等到革命後來紛擾麼?

胡君說主義有危險。依吾的意見,主義的自身並沒有什麽危險。所謂危險,都在貫徹主義的實行方法。何以故呢?因爲凡是主義,必定含著一種未來的理想。在尚未實現的時候,如何能判定他危險不危險呢?若指他試驗中間所發生的種種惡現象而言,則凡屬試驗的事物,必須經過種種錯誤,纔能成功,——所謂錯誤,也只方法上的錯誤,——不獨主義爲然。況且主義不過是一種標準趨向態度,並非實行方法。在同一主義之下,可以有種種不同或是相反的方法。危險不危險,全看選擇的精確不精確。擇術不精,纔有危險,如何能怪及主義呢?譬如羅盤針雖是航海的趨向標準;但同一方向的海路,本不只一條,海中間所有的危險,也不只一途;你自測量不精,走錯了路,如何能怪及羅盤針指示的方向不對呢?故說主義危險,實是因果倒置。……

照吾以上說法,問題與主義,並不是相反而不能並立的東西。現在且把問題主義方法三種相連的關係,歸結到下列五點。

(一)一種問題的實行方法,本有種種條款,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有聯屬的,有矛盾的。若無一貫的精神把他整齊貫串,如何能實行有效呢?這種一貫的精神,就是主義。故說主義是方法的標準趨向和態度。

(二)問題愈大,性質愈複雜。一個問題,往往含有無數相反的可能性。其中自有最重要而爲問題的中心一點。這最重要而爲中心一點,在問題自身,原爲解決方法的標準,抽象出來,推行到他部分或是他種問題去,即是主義。

(三)問題的抽象性,涵蓋性,很有與主義相類的地方。往往同一事件,從受動這方面去看,是個問題,從能動這方面去看,就是主義。換一句話講,問題有一貫的中心,是問題之中有主義;主義常待研究解決,是主義之中有問題:二者自不能截然區別的。

(四)社會的環境不同,主義和問題的關係,也就不能一樣。在文化運動進步不息的社會,主義常由問題而產生。因爲在這種社會,一切事物,都屬能動性,常跟時代前進。偶有那不進的食物,立刻便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成為問題。有問題,便發生各種運動。從這運動中,便產生了若干主義,拿來做解決方法的實行標準。若是在那文化不進步的社會,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習慣,則新問題的發生,須待主義的鼓吹成功,纔能引人注意。因爲這種社會,問題的發生,極不容易。非有一種强有力的主義鼓吹成熟,征服了舊習慣,則無論何種事物,都有一個天經地義的因襲勢力支配在那裏。有敢挾絲毫疑義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來當一個問題,去講求解決方法呢?故在不進步的社會,問題是全靠主義製造成的。

(五)不論何種社會,凡是進到何種程度,文化必定漸漸化為固定性,發生停滯的現象。故必常常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起來鼓吹新理想,促進社會的文化;這種新理想,在一般人漸漸首肯之時,即成爲主義。由此主義,發生種種問題,試驗又試驗,常懸爲未來的進行方針。而在舊習慣所支配的社會,自身不能發生新理想,則往往由他國輸入富於新理想的主義,開拓出一個改革的基礎來。

以上五點,即是吾上文所說的結論。胡君對於主義,於吾上文所說外,尚抱有幾個疑點。現請就這幾點上討論。

(一)空談主義,是很容易的事,解決問題是很難的事。難易本來是比較的話,沒有絕對的標準。……譬如主義,讀一二小冊子,便可亂談,看起來似乎很易。但是要把一種主義的內容和意義,明白得十分透徹,鼓吹到社會上去,使社會的若干部分,成爲信徒,發生主義的運動,這事恐怕就很難。又如解決實際問題,往往費盡力量,不得一個圓滿的結果,看起來似乎很難。但若不問結果,只要糊裏糊塗了結,那了結的方法,正容易呢!可見主義的易不易在主義本身,而在隨便亂談;問題的難,不難在解決方法,而難在解決後的好結果。再進一步言:解決的結果何以有好壞,好結果何以很難,這不可不有一判別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一種主義……胡君不說應當從主義上做工夫,却教吾們去想實際解決的方法,那自然是難極的了。

(二)胡君說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麽用處的。胡君的意思,以爲一切主義,都不過是某時某地一種具體方法轉變來的,和吾們實際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說外來的主義是無用的。這話果然也很有道理。但是在今日世界,文化交通的時代,各社會的需要,漸漸日即日進,一地方有效的主義,在他地也未必無效。吾們只能問主義之有效與否,不必問他是外來的或是自生的。況且所謂實際需要,也得有個解說。在因襲勢力支配的舊社會,他的需要和那文化進步的社會,都是大不相同的。……中國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問題,那一件不是外來的思想主義所產生出來的麼?如果胡君的話是專指不合現時用的那些極端主義而言,命題果然正確的多;但是亦有未盡然的地方。因爲一切主義,都含有幾種理想,其中有現時可適用的,有現時不可適用的;甲地可適用的,乙地不可適用的;極端的如是,溫和的亦復如是:這是選擇應用上的問題,和輸入外來的主義無關。即如過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等,其中不適合的地方,果然很多,有益處的地方也並非絕無。取長去短,以補他種主義之不足,亦未嘗無效力可言。要在能否運行。研究他亦正不妨。若是概括以空談外來主義爲無用,未免有幾分獨斷。

(三)胡君說偏向紙上的主義,有爲無恥政客用來做害人的危險。胡君這種憂慮是大可不必有的。因爲主義進於鼓吹,已不限於紙上的了。人家受他的鼓吹,信奉他的主義,必定要問這種主義的內容和他的影響結果。無恥政客,決不能用來欺人的。……王揖唐講社會主義,依然還是一個王揖唐主義,絕沒有人去上他當的。至於假借名目,用來做陷害人的器具,那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沒有這些主義的時候,他們何嘗少害了人呢?橫豎吾們是他們眼中釘,有主義也罷,無主義也罷,總有一天拔去了他們纔痛快。倒是吾們現時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確立一種最信奉的主義,標明旗幟,和他們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憾的事罷。

吾現在再簡單總括幾句話:吾們因爲要解決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到大總統的權限;從賣淫到賣官賣國;從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國際聯盟;從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問題;所以要研究種種主義。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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