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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問題與主義論戰(一)

文本已根据《胡适文存》卷二校对。

書名號《》是我加上的,原文以左劃波浪線表示。
豎排使用的雙引號『』本文中仍然照用,沒有改成今天台灣正體中文中的引號「」或大陸簡體中文的“”。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本報(《每週評論》)第二十八號裏,我曽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麼?』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幷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爲。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主義來欺人。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畫,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裏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駡『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歎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党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爲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却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爲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爲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甚麼樣的結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鈔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科,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子了。

民國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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