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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据《胡适文存》卷二录入。

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

我那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承藍知非李守常兩先生，做長篇的文章，同我討論，把我的一點意思，發揮的更透徹明瞭，還有許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兩位。

藍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點：他們都說主義是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李君的話）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態度』（藍君的話）。這種界說，和我原文所說的話，並沒有衝突。我說，『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畫，變成了一個抽象的名詞』。我所說的是主義的歷史，他們所說的是主義的現在的作用。試看一切主義的歷史，從老子的無爲主義，到現在的布爾札維主義，那一個主義起初不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

藍李兩君的誤會，由於他們錯解我所用的『具體』兩個字。凡是可以指爲這個或那個的，凡事關於個體的及特別的事物的，都是具體的。譬如俄國新憲法，主張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礦產，水力，銀行，收歸國有；把製造和運輸等事，歸工人自己管理；無論何人，必須工作；一切遺產制度，完全廢止；一切秘密的國際條約，完全無效……這都是個體的政策，這都是這個那個政治或社會問題的解決法。——這都是『具體的主張』。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裏聽見一個『布爾札維主義』的名詞，或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麽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裏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

藍君的第二個大誤會，是把我所用的『抽象』兩個字解錯了。我所攻擊的『抽象的主義』，乃是指那些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全稱名詞。如現在官場所用的『過激主義』，便是一例；如現在許多盲目文人心裏的『文學革命』大恐慌，便是一例。藍君誤會我的意思，把『抽象』兩個字，解作『理想』，這便是大錯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想像的。譬如一個科學家，遇著一個困難的問題，他腦子裏推想出幾種解決方法，又把每種假設的解決方法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像出來，這都是理想的。但這些理想的內容，都是一個個具體的想像，並不是抽象的。我那篇原文自始至終，不但不會反對理想，並且極力恭維理想。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眞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算不得輿論家，只可算是鈔書手。

這不是極力恭維理想的作用嗎？

但是我所說的理想的作用，乃是這一種根據於具體事實和學問的創造的想像力，並不是那些鈔襲現成的抽象的口頭禪的主義。我所攻擊的，也是這種不根據事實的，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鈔襲成文的主義。

藍李兩君所辯護的主義，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這個分別，請兩君及一切讀者，不要忘記了。）如此所說的主義，我並不會輕視。我屢次說過，『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只是我們研究問題的工具』。我又屢次說過，『有了學理做參考的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看什麽意義，應該用什麽救濟方法』。我這種議論，和李君所說的『應該使社會上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態度』，並沒有什麽衝突的地方。和藍君所說的『我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也沒有甚麼衝突的地方。因爲藍李兩君這兩段話，所含的意思，都是要用主義學理作解決問題的工具，和參考材料，所以同我的意見相合。如果藍李兩君認定主義學理的用處，不過是能供給『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如果兩君認定這觀點，我決沒有話可以駁囘了。

但是藍君把『抽象』和理想混作一事，故把我所反對的和我所恭維的，也混作一事。如他說『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彩亦愈甚』。這是我所承認的。但是此處所謂『理想的分子』，乃是上問我所說的『推想』，『假設』，『想像』，幾步工夫，並不是說問題的本身是『抽象的』。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都是具體的，都只是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決沒有空空蕩蕩，不能指定這個那個的問題，而可以成爲問題的。

藍君說，『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加』。這裏他把『抽象性』三字，代替上文的『理想的分子』五字，便容易使人誤解了。試看他所舉的例，如法國大革命所標的自由平等，如中國辛亥革命所標示的排滿，都不是問題本身，都是具體問題的解決。爲甚麼要排滿呢？因爲滿清末年的種種具體的腐敗情形，種種具體的民生痛苦，和政治黑暗，刺激一般有思想的志士，成了具體的問題，所以他們提出排滿的目標，作爲解決當時的問題的計畫。這問題是具體的，這解決也是具體的。法國革命以前的情形，社會不平等，人民不自由，痛苦的刺激，引起一般學者的研究。一般學者的答案說：人類本生來自由平等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都只是不自然的政治社會的結果。故法國大革命所標示的自由平等，乃是對於法國當日情形的具體解決。法國大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具體的。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在我們眼裏，自然很抽象了，在當日都是具體的主張，因爲這些抽象名詞，在當日所代表的政策，如廢王室，廢貴族制度，行民主政體，人人互稱『同胞』，……那一件不是具體的主張？

所以我要說：藍君說的『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是錯了。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我們研究這種問題時所需要的思想作用格外繁難，格外複雜，思想的方法，應該格外小心，格外精密』。更進一步：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裏面的具體小問題愈多。我們研究時，決不可單靠幾個好聽的抽象名詞，就可敷衍過去；我們應該把那太大的範圍縮小下來，把那複雜的分子分析出來，使他們都成一個一個的具體的簡單問題，如此然後可以做研究的工夫。』

我且舉幾個例：譬如手指割破了，牙齒虫蛀了，這都是很簡單的病，可以隨手解決。假如你生了腸熱症（Typhoid），病狀一時不容易明瞭，因爲裏面的分子太複雜了。你的醫生，必須用種種精密的試驗方法，每時記載你的熱度，每日畫成曲綫表，表示熱度的升降，診察你的脈，看你的舌苔，化驗你的大小便，取出你的血來，化驗血裏的微菌……：如此方才可以斷定你的病是否腸熱症。斷定之後，方才可以用療治的方法。一切大問題，一切複雜的問題，並不是『抽象性增加』；乃是裏面所含的具體分子太多了，所以研究的時候，所需要的思想作用，也更複雜繁難了。補救這個繁難，沒有別法子，只有用『分析』，把具體的大問題，分作許多更具體的小問題。

分析之後，然後把各分子的現象，綜合起來，看他們有甚麼共同的意義。譬如醫生把病人的脈，血，小便，熱度等現象綜合起來，尋出腸熱症的意義，這便是『綜合』。但是這種綜合的結果，仍舊是一個具體的問題（腸熱病），仍舊要用一種具體的解決法（腸熱病的療法）。並不是如藍君所說『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種共同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的問題』。

以上所說，泛論『問題與主義』，大旨只有幾句話：『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無論範圍大小，都是具體的，決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種主義的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決不是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問題本身，並沒有什麽抽象性；但是研究問題的時候，往往必須經過一番理想的作用；這一層理想的作用，不可錯認作問題本身的抽象性。主義本來都是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法。但是一種問題的解決法，在大同小異的別國別時代，往往可以借來作參考資料。所以我們可以說主義的原起，雖是個體的，主義的應用，有時帶著幾分普遍性。但不可因爲這或有或無的幾分普遍性，就說主義本來只是一種抽象的理想。』

藍君和我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我認定主義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藍君便不然。他說：

一種主張，能成爲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恰成反比例。因為愈具體，各部分的厲害愈不一致。……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強。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紛擾的現象。

藍君這幾段話，簡直是自己證明主義決不可和具體的方法分開。因為有些人，用了幾個抽象的名詞，來號召大眾，因為他們的『主義』裏面，不幸不曾含有『實行的方法』和『具體的主張』；所以當鼓吹的時候，未嘗不能轟轟烈烈的哄動了無數信徒，一到了實行解決具體問題的時候，便鬧糟了，便鬧出『主張紛歧，立刻擾亂』的笑柄來了。所以後來擾亂的原因，正爲當初所『鼓吹』的，只不過是幾個糊塗的抽象名詞，裏面並不會含有具體的主張。最大最明的例就是這一次威爾遜先生在巴黎和會的大失敗。威總統提出了很多好聽的抽象名詞，——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公道正誼，等等，——受了全世界人的崇拜，他的信徒，比釋迦耶穌在日多了無數倍，總算『效力非常之大』了。但是他一到了巴黎，遇著了克里蒙梭，魯意喬治牧野，奧蘭多等，一班大奸雄，他們袖子裡抽出的無數現成的具體的方法，貼上『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的籤條，——於是威總統大失敗了，連口都開不得。這就可證明主義決不可不含具體的主張。沒有具體主張的『主義』，必致鬧到擾亂失敗的地位。所以我說藍君的『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只是人類一樁大毛病，只是世界一個大禍根，並不是主義應該如此的。

請問我們爲什麽要提倡一個主義呢？難道單是爲了『號召黨徒』嗎？還是要想收一點實際的效果，做一點實際的改良呢？如果是爲了實際的改革，那就應該使主義和實行的方法，合爲一件事，決不可分爲兩件不相關的事。我常說中國人（其實不單是中國人）有一個大毛病，這病有兩種病癥：一方面是『目的熱』，一方面是『方法盲』。藍君所說的『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便是犯了這兩種病。只管提出『涵蓋力大』的主義，便是目的熱；不管實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

李君的話，也帶著這個毛病。他說：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實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主義拿來做工具，用以爲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講演，也曾說民治主義在法國便偏重平等；在英國便偏重自由，不認平等；在美國並重自由與平等，但美國所謂自由，又不是英國的消極自由，所謂平等，也不是法國的天然平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民治主義的自然適應環境，這都是因爲英國法國美國的先哲，當初都能針對當日本國的時勢需要，提出具體的主張，故三國的民治各有特別的性質。（試看法國革命的第一二次憲法，和英國邊沁等人的駁譯，便可見兩國本來主張不同。）這一個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教訓：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麽病，下什麽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只記得幾首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肚裏，自然『？』起了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

藍君對於主義的抽象性，極力推崇，認他爲最合於人類的一種神秘性；又說：『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愈增多』。這種議論，自然有一部分眞理。但是我們同時應該承認人類的這種『神秘性』，實在是人類的一點大缺陷。藍君所謂『神秘性』，老實說來，只是人類的愚昧性。因爲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爲牛爲馬，爲魚爲肉。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不要說別的，試看一個『忠』字，一個『節』字，害死了多少中國人？試看現今世界上多少黑暗無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幾個抽象名詞，在那裏替他做護法門神的？人類受這種劣根性的遺毒，也儘够了。我們做學者事業的，做輿論家的生活的，正應該可憐人類的弱點，打破他們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使他們以後不容易受這種抽象名詞的欺騙。所以我對於藍君的推崇抽象性和人類的『神秘性』，實在很不滿意。藍君是很有學者態度的人，他將來也許承認我這種不滿意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對於人類迷信抽象名詞的弱點，該用什麽方法去補救他呢？我的答案是：

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爲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啓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眞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

民國八年七月。

文本已根据《胡适文存》卷二校对。

書名號《》是我加上的，原文以左劃波浪線表示。
豎排使用的雙引號『』本文中仍然照用，沒有改成今天台灣正體中文中的引號「」或大陸簡體中文的“”。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

適之先生：

我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在本報三十一號發表的那篇論文，題目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發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

（一）『主義』與『問題』　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爲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麽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有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纔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纔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儘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却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爲用的，這是幷行不悖的。不過談主義的人，高談雖沒有甚麽不可，也須求一個實驗。這個實驗，無論失敗與成功，在人類的精神裏，終能留下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减。從前信奉英國的Owen的主義的人，和信奉法國Fourier的主義的人，在美洲新大陸上都組織過一種新村落新團體。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組織了一個『新村』。這都是世人指爲空想家的實驗；都是他們的實際運動中最有興味的事實；都是他們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繼承者，集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在那裏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組織，作一個關于理想社會的標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這新社會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實現世界的改造的計劃。Owen派與Fourier派在美洲的運動，雖然因爲離開了多數人民，去傳播他們的理想，就像在那沒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種子的一樣，歸於失敗了。而Noyes作『美國社會主義史』，却批評他們，說：Owen主義的新村落，Fourier主義的新團體，差不多生下來就死掉了。現在人都把他們忘了。可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永遠存留在國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幾百萬不曾參加他們的實驗生活，又不Owen主義者，又不是Fourier主義者，只是沒有理論的社會主義者，只信社會有科學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還有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猶尚儼存。這日向的『新村』，有許多點像那在美洲新大陸上已成舊夢的新村。而日本的學者及社會，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說，他們的企畫中，所含的社會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來信，也說『此次東行，在日向頗覺愉快』。可見就是這種高談的理想，只要能尋一個地方去實驗，不把他作了紙上的空談，也能發生些工具的效用，也會在人類社會中有相當的價值。不論高揚什麽主義，只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這一點我的意見稍與先生不同。但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都拿他來作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爲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在清朝時，我們可用民主主義作工具去推翻愛新覺羅家的皇統。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軍閥的勢力。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産的官僚强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般不勞而生的官僚强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爲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麽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勢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用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那麽，先生所說主義的危險，只怕不是主義的本身帶來的，是空談他的人給他的。

（二）假冒牌號的危險　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爲人讀，而其學說，却如通貨一樣，因爲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滅，乃至發行人的形像印章，都難分清。亞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書，人人都稱贊他，却沒有人讀他。馬查士留下了一部書，沒有一個人讀他，大家却都來濫用他。英人邦納氏Bonar早已發過這種感慨。况在今日羣衆運動的時代，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多半是羣衆運動的隱語旗幟，多半帶著些招牌的性質。既然帶著招牌的性質，就難免假冒牌號的危險。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羣衆的贊許，就有旺麻子等來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葉，得了羣衆的照顧，就有汪正大等來混他的招牌。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詞，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部的社會主義跟著發現。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可是這種現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裏長出，也是當然應有的現象。王麻子不能因爲旺麻子等也來賣刀剪，就閉了他的剪鋪。王正大不能因爲汪正大等也來販茶葉，就歇了他的茶莊。開荒的人，不能因爲長了雜草毒草，就並善良的穀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我們又何能因爲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爲有了假冒牌號的人，我們越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三）所謂過激主義　《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同人，談俄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批評，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札維克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時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當時聽說孟和先生，因爲對於布爾札維克不滿意，對於我的對於布爾札維克的態度，也很不滿意。（孟和先生遊歐歸來，思想有無變動，此時不敢斷定）。或者因爲我這篇論文，給《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煩，仲甫先生今猶幽閉獄中，而先生又橫被過激黨的誣名，這眞是我的罪過了。不過我總覺得布爾札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爲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兇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所以一聽人說他們實行『婦女國有』，就按情理斷定是人家給他們造的謠言。後來看見美國『New Republic』 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這話果然是種謠言，原是布爾札維克政府給俄國某城的無政府黨人造的。以後展轉傳訛，人又給他們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報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後來又聽人說，他們把克魯泡脫金氏槍斃了，又疑這話也是謠言。據近來歐美各報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無恙。在我們這盲目的社會，他們那裏知道Bolshevism是什麽東西，這個名詞怎麽解釋？不過因爲迷信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把他譯作『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著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看見先生們文學改革論激烈一點，他們就說先生是過激党。看見章太炎孫伯蘭政治論激烈一點，他們又說這兩位先生是過激党。這個口吻，是根據我們四千年先聖先賢道統的薪傳。那『揚子爲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邏輯，就是他們唯一的經典。現在就沒有『過激黨』這個新名詞，他們也不難把那舊武器拿出來攻擊我們。什麽『邪說异端』哪，『洪水猛獸』哪，也都可以給我們隨便戴上。若說這是談主義的不是，我們就談貞操問題，他們又來說我們主張處女應該與人私通。我們譯了一篇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又來說我們提倡私生子可以殺他父母。在這種淺薄無知的社會裏，發言論事，簡直的是萬難，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爲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异端哪，儘管他們亂給我們作頭銜。那有閒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決　『根本解決』這個話，很容易使人閑却了現在不去努力，這實在是一個危險。但這也不可一概而論。若在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會，馬上就可以用這工具作起工來。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麽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纔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就以俄國而論，羅曼諾夫家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都解決了。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搆造，都是表面的搆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搆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麽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於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說，——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爲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有許多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很吃了這個觀念的虧。天下只是在羣衆裏傳布那集産制必然的降臨的福音，結果除去等著集産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點的預備也沒有作，這實在是現在各國社會黨遭了很大危機的主要原因。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纔是。

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已經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當，請賜指敎。以後再談罷。

李大釗寄自昌黎五峯。

1919年8月17日

《每周評論》第35號

蓝公武，字志先，笔名知非。

文本据《胡适文存》卷二录入。所以并非原文，而是胡适删改后转载的文章。第一段有解释。

有些詞彙尊重原文，比如把「構成」寫作「搆成」，「廣泛」寫作「廣汎」，「羅列」寫作「臚列」。
書名號《》是我加上的，原文以左劃波浪線表示。
豎排使用的雙引號『』本文中仍然照用，沒有改成今天台灣正體中文中的引號「」或大陸簡體中文的“”。

本報三十一期，有我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篇文章。我的朋友知非先生，把它轉載《國民公報》上，又在那報上發表了『問題與主義』一篇文章。知非先生的議論，很有許多地方可以補正我的原作。他那篇文章約有七千字，本報篇幅有限，不能全載，故略加刪節，轉錄於此。所刪去幾段，如論人類的神秘性之類，大概都是不很緊要的材料，請作者原諒。（適）

藍公武：問題與主義

近日《每週評論》上，有一篇胡君適之的文章，勸人少講主義，多研究問題，說得非常痛闢。吾們輿論界，從這篇文章裏，得的益處一定不少。但是中國今日的思想界，混沌已極，是個『扶得東來西又倒』的東西。胡君這篇議論恐怕會得一個意想外的結果。況且他的議論裏頭，太注重了實際的問題，把主義學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殺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廢食的毛病。現在記者且把自己的意見，分幾層寫出來，就正胡君，幷質之一般輿論界。

現在請先一論問題的性質。

一，凡是搆成一個問題，必定是社會生活上遇著了一種困難。這困難是從三種情形來的：（一）舊存的制度，和新有的理想衝突；（二）新變化的生活，（外來的或自發的原因），和舊事物的衝突；（三）社會中有擾亂迫害的事實發生。因有這三種情形問題的性質，便有理想和現實的區別。其解決方法，也就不能一律並論了。

二，問題本因實際利害而起。但是在這不等質的社會，各部分的利害，常不一致。甲部分的問題，未必不是乙部分的問題，甚或互相衝突，各自搆成相反的問題。故問題的範圍常不相同，有世界的問題，有以民族的問題，有一地方的或一階級的問題。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彩亦愈甚：決不可以一概而論的。

三，問題之發生，固起於困難；但搆成一種問題，非必由於客觀的事實，而全賴主觀的反省。有主觀的反省，雖小事亦可成為問題；無主觀的反省，即遇著極不合理的，或是極困難的事實，也未必能成為問題。譬如專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國行了幾千年，並沒有人覺他不合理，拿來成一問題。及至最近數十年，西方的思想輸入，人民有了比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極大的問題，產生出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又如東方的家族制度，奴隸勞動，在今日思想已經進步的時候，尚不能成爲問題，若移到西方去，立刻便成了一種不可終日的問題了。可見搆成問題的要素全在這主觀的反省。

問題的性質既是這樣的複雜，那解決的方法當然不能簡單一樣。遇著局部的現實的經過反省，成了問題的時候，自然用不著主義學說來鼓吹，只要求具體的解決方法，便有結果。若是一種廣汎的含有無數理想的分子的——即爲尚未試驗實行的方法，——問題，並且一般人民，對於他全無反省，尚不能成爲問題的時候，恐怕具體的方法，也不過等於空談，決沒有什麽效果可言的麼！況且解決一種問題，全靠與這問題有關係的人自動的起來解決，方有效果可言。若是有關係的人無絲毫感覺這問題重要，即使人起來代勞，其效果不是零便是惡，是可斷定的。故所以吾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根據，引起了一般人的反省，使成了問題，纔能採納吾們的方法。否則問題尚不成，有什麽方法可言呢？

通常提到問題兩個字，一定把他當做具體的性質看；其實不盡然。哲學科學上的且不提，即如與吾們實際生活有關係的問題，抽象性質的也很多……從他根本的方面著眼，即成了抽象性的問題，從他實行的方面著眼，變成了具體型的問題……

像吾上文第一項所舉的舊制度和新理想的衝突問題：這種問題，大概通常稱爲革命的問題，（廣義的。）初起的時候，一定是在那是非善惡的方面爭，即標示的改革方法，也決不是什麽具體方法，一定是一種趨向的標準，（這種標示，與其說是方法，毋寧說是目標。）譬如法國大革命時候所標示的自由，平等，和中國辛亥革命所標示排滿，算是具體的方法呢？還是理想的目標呢？這可以不言而知的。故凡是革命的問題，一定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點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性的問題，纔能發生效力。若是臚列許多具體方法，即就變成一種條陳，連問題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進行方針呢？於此可見問題不限於具體性，而抽象性的問題，更重要的了。

像吾上文第二項所舉的例，凡是一階級一地方的實際利害，自然是具體問題居多但是涉於事物制度起源的問題，那就變成抽象了。譬如選舉權及自治權的問題，在起初的時候，決不是他內容如何的問題，一定是正當不正當的及權利義務的理論問題。何況自一階級以及他階級，一地方以及他地方？若不是抽出共同點來作進行的標準，那人力車夫的利害問題，如何能算小學教員的問題；小學教員的問題，又如何能算是女工的問題？其中能一致的地方，自然是抽象的結果了。『去其特別點而取其共通點。』若如民族的世界的問題，因他範圍之廣，那抽象性是自然越發增大的了。故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於此更可見抽象性問題的重要了。

像吾上文所舉第三項的例，人類主觀的反省，固多起於實際苦痛的壓迫。但是人有一種習慣性，他的性質異常固定，可以使人麻木不仁。任你如何活動的物事，一成習慣，便如生鐵鑄成，絕不能動他秋毫。古今無量數的人，爲苦痛壓迫的犧牲，因爲這習慣的桎梏，宛轉就死，尚不知其所以然，幷沒有人把他提出來做個問題。必定等到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把他提作問題，加以種種理論上的鼓吹，然後纔成一個共通的問題。故抽象問題，常在具體問題之先，到了第二步纔變成具體的性質的。

從這三點看起來，問題不限於具體，抽象性的更爲重要；而當問題初起之時，一定先爲抽象性，後纔變成具體性的。照此講法，主義學說，如何可以說是不重要，而一筆抹殺呢？吾且再把主義學說的性質論一論。

主義是什麽呢？胡君說，從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因爲傳播的緣故，纔變成一種抽象的主義。（簡略胡君原語。）這話果然不錯。但是有許多主義，它的重要部分，並不在從具體主張變成抽象名詞，却在那未來的理想。世間有許多極有力量的主義，在他發生的時候，即爲一種理想，幷不是什麽具體方法，信仰這主義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並不考究他的實行方法。即如從具體方法變成主義的，也決不是單依著抽象方法便能搆成，尚須經過理想的洗練泡製，改造成的。故理想乃主義的最要部分。一種主張能成主義與否，也全靠這點。

主義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是態度。一種主張能成爲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却成反比例，（因爲愈具體，各部分利害愈不一致，）全看他所含抱的理想的强弱。設個比方：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台上的照海燈。航海的人，照著他進行罷了。至於航海的方法，以及器具，却是另一件事，與他無必然的關係。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間雖有聯屬的關係，却不是必然不可分離的。一個主義，可以有種種的實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衝突，絕不相容。各種的實行方法，也都是按著各部分人的利害必要，各各不同。因爲方法與主義，不過是目標與路徑的關係；向著這目標走，果然是一定不變；至於從那一條路走，路中所遇事物何如，行路中間所起的事變何如，與這目標並無必然的關係。換一句話講，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故所以同一主義，在甲地成了某種現象，在乙地又成一種現象。乃同在一地，信奉同一主義的人，因實行方法的不同，變成種種極不相容的黨派。這種例證，古今不知多少，亦不用再舉的了。

胡君說，主義的弱點和危險，都在這抽象一點上：這話也不盡然。吾上文已經說過，範圍愈廣，他的抽象性亦愈大。因爲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自然愈增多。

自來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主義能鼓動一世，發生極大效力，都因爲他能涵蓋一切，做各部分人的共同趨向的緣故。若愈近具體，則必切合一部分的利害。他的發動的力量，頂大也只限於一部分的人，如何能鼓動各部分的人呢？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强；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種擾攘的現象。像那法國大革命中，中國辛亥的革命，以及今日的俄德革命，都是極好的一個例。他們當初所以能成功，都因爲共同奉著一個抽象主義。若是起初就拿具體的方法來進行，恐怕在革命前，便已互相衝突紛亂擾攘，早爲舊勢力所撲滅，還能等到革命後來紛擾麼？

胡君說主義有危險。依吾的意見，主義的自身並沒有什麽危險。所謂危險，都在貫徹主義的實行方法。何以故呢？因爲凡是主義，必定含著一種未來的理想。在尚未實現的時候，如何能判定他危險不危險呢？若指他試驗中間所發生的種種惡現象而言，則凡屬試驗的事物，必須經過種種錯誤，纔能成功，——所謂錯誤，也只方法上的錯誤，——不獨主義爲然。況且主義不過是一種標準趨向態度，並非實行方法。在同一主義之下，可以有種種不同或是相反的方法。危險不危險，全看選擇的精確不精確。擇術不精，纔有危險，如何能怪及主義呢？譬如羅盤針雖是航海的趨向標準；但同一方向的海路，本不只一條，海中間所有的危險，也不只一途；你自測量不精，走錯了路，如何能怪及羅盤針指示的方向不對呢？故說主義危險，實是因果倒置。……

照吾以上說法，問題與主義，並不是相反而不能並立的東西。現在且把問題主義方法三種相連的關係，歸結到下列五點。

（一）一種問題的實行方法，本有種種條款，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有聯屬的，有矛盾的。若無一貫的精神把他整齊貫串，如何能實行有效呢？這種一貫的精神，就是主義。故說主義是方法的標準趨向和態度。

（二）問題愈大，性質愈複雜。一個問題，往往含有無數相反的可能性。其中自有最重要而爲問題的中心一點。這最重要而爲中心一點，在問題自身，原爲解決方法的標準，抽象出來，推行到他部分或是他種問題去，即是主義。

（三）問題的抽象性，涵蓋性，很有與主義相類的地方。往往同一事件，從受動這方面去看，是個問題，從能動這方面去看，就是主義。換一句話講，問題有一貫的中心，是問題之中有主義；主義常待研究解決，是主義之中有問題：二者自不能截然區別的。

（四）社會的環境不同，主義和問題的關係，也就不能一樣。在文化運動進步不息的社會，主義常由問題而產生。因爲在這種社會，一切事物，都屬能動性，常跟時代前進。偶有那不進的食物，立刻便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成為問題。有問題，便發生各種運動。從這運動中，便產生了若干主義，拿來做解決方法的實行標準。若是在那文化不進步的社會，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習慣，則新問題的發生，須待主義的鼓吹成功，纔能引人注意。因爲這種社會，問題的發生，極不容易。非有一種强有力的主義鼓吹成熟，征服了舊習慣，則無論何種事物，都有一個天經地義的因襲勢力支配在那裏。有敢挾絲毫疑義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來當一個問題，去講求解決方法呢？故在不進步的社會，問題是全靠主義製造成的。

（五）不論何種社會，凡是進到何種程度，文化必定漸漸化為固定性，發生停滯的現象。故必常常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起來鼓吹新理想，促進社會的文化；這種新理想，在一般人漸漸首肯之時，即成爲主義。由此主義，發生種種問題，試驗又試驗，常懸爲未來的進行方針。而在舊習慣所支配的社會，自身不能發生新理想，則往往由他國輸入富於新理想的主義，開拓出一個改革的基礎來。

以上五點，即是吾上文所說的結論。胡君對於主義，於吾上文所說外，尚抱有幾個疑點。現請就這幾點上討論。

（一）空談主義，是很容易的事，解決問題是很難的事。難易本來是比較的話，沒有絕對的標準。……譬如主義，讀一二小冊子，便可亂談，看起來似乎很易。但是要把一種主義的內容和意義，明白得十分透徹，鼓吹到社會上去，使社會的若干部分，成爲信徒，發生主義的運動，這事恐怕就很難。又如解決實際問題，往往費盡力量，不得一個圓滿的結果，看起來似乎很難。但若不問結果，只要糊裏糊塗了結，那了結的方法，正容易呢！可見主義的易不易在主義本身，而在隨便亂談；問題的難，不難在解決方法，而難在解決後的好結果。再進一步言：解決的結果何以有好壞，好結果何以很難，這不可不有一判別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一種主義……胡君不說應當從主義上做工夫，却教吾們去想實際解決的方法，那自然是難極的了。

（二）胡君說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麽用處的。胡君的意思，以爲一切主義，都不過是某時某地一種具體方法轉變來的，和吾們實際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說外來的主義是無用的。這話果然也很有道理。但是在今日世界，文化交通的時代，各社會的需要，漸漸日即日進，一地方有效的主義，在他地也未必無效。吾們只能問主義之有效與否，不必問他是外來的或是自生的。況且所謂實際需要，也得有個解說。在因襲勢力支配的舊社會，他的需要和那文化進步的社會，都是大不相同的。……中國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問題，那一件不是外來的思想主義所產生出來的麼？如果胡君的話是專指不合現時用的那些極端主義而言，命題果然正確的多；但是亦有未盡然的地方。因爲一切主義，都含有幾種理想，其中有現時可適用的，有現時不可適用的；甲地可適用的，乙地不可適用的；極端的如是，溫和的亦復如是：這是選擇應用上的問題，和輸入外來的主義無關。即如過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等，其中不適合的地方，果然很多，有益處的地方也並非絕無。取長去短，以補他種主義之不足，亦未嘗無效力可言。要在能否運行。研究他亦正不妨。若是概括以空談外來主義爲無用，未免有幾分獨斷。

（三）胡君說偏向紙上的主義，有爲無恥政客用來做害人的危險。胡君這種憂慮是大可不必有的。因爲主義進於鼓吹，已不限於紙上的了。人家受他的鼓吹，信奉他的主義，必定要問這種主義的內容和他的影響結果。無恥政客，決不能用來欺人的。……王揖唐講社會主義，依然還是一個王揖唐主義，絕沒有人去上他當的。至於假借名目，用來做陷害人的器具，那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沒有這些主義的時候，他們何嘗少害了人呢？橫豎吾們是他們眼中釘，有主義也罷，無主義也罷，總有一天拔去了他們纔痛快。倒是吾們現時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確立一種最信奉的主義，標明旗幟，和他們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憾的事罷。

吾現在再簡單總括幾句話：吾們因爲要解決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到大總統的權限；從賣淫到賣官賣國；從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國際聯盟；從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問題；所以要研究種種主義。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

文本已根据《胡适文存》卷二校对。

書名號《》是我加上的，原文以左劃波浪線表示。
豎排使用的雙引號『』本文中仍然照用，沒有改成今天台灣正體中文中的引號「」或大陸簡體中文的“”。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本報（《每週評論》）第二十八號裏，我曽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麼？』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幷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爲。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主義來欺人。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畫，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裏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駡『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歎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党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爲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却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爲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爲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甚麼樣的結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鈔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科，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子了。

民國八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