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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Excerpt

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問題與主義論戰(四)

文本据《胡适文存》卷二录入。

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

我那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承藍知非李守常兩先生,做長篇的文章,同我討論,把我的一點意思,發揮的更透徹明瞭,還有許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兩位。

藍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點:他們都說主義是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李君的話)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態度』(藍君的話)。這種界說,和我原文所說的話,並沒有衝突。我說,『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畫,變成了一個抽象的名詞』。我所說的是主義的歷史,他們所說的是主義的現在的作用。試看一切主義的歷史,從老子的無爲主義,到現在的布爾札維主義,那一個主義起初不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

藍李兩君的誤會,由於他們錯解我所用的『具體』兩個字。凡是可以指爲這個或那個的,凡事關於個體的及特別的事物的,都是具體的。譬如俄國新憲法,主張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礦產,水力,銀行,收歸國有;把製造和運輸等事,歸工人自己管理;無論何人,必須工作;一切遺產制度,完全廢止;一切秘密的國際條約,完全無效……這都是個體的政策,這都是這個那個政治或社會問題的解決法。——這都是『具體的主張』。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裏聽見一個『布爾札維主義』的名詞,或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麽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裏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

藍君的第二個大誤會,是把我所用的『抽象』兩個字解錯了。我所攻擊的『抽象的主義』,乃是指那些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全稱名詞。如現在官場所用的『過激主義』,便是一例;如現在許多盲目文人心裏的『文學革命』大恐慌,便是一例。藍君誤會我的意思,把『抽象』兩個字,解作『理想』,這便是大錯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想像的。譬如一個科學家,遇著一個困難的問題,他腦子裏推想出幾種解決方法,又把每種假設的解決方法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像出來,這都是理想的。但這些理想的內容,都是一個個具體的想像,並不是抽象的。我那篇原文自始至終,不但不會反對理想,並且極力恭維理想。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眞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算不得輿論家,只可算是鈔書手。

這不是極力恭維理想的作用嗎?

但是我所說的理想的作用,乃是這一種根據於具體事實和學問的創造的想像力,並不是那些鈔襲現成的抽象的口頭禪的主義。我所攻擊的,也是這種不根據事實的,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鈔襲成文的主義。

藍李兩君所辯護的主義,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這個分別,請兩君及一切讀者,不要忘記了。)如此所說的主義,我並不會輕視。我屢次說過,『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只是我們研究問題的工具』。我又屢次說過,『有了學理做參考的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看什麽意義,應該用什麽救濟方法』。我這種議論,和李君所說的『應該使社會上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態度』,並沒有什麽衝突的地方。和藍君所說的『我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也沒有甚麼衝突的地方。因爲藍李兩君這兩段話,所含的意思,都是要用主義學理作解決問題的工具,和參考材料,所以同我的意見相合。如果藍李兩君認定主義學理的用處,不過是能供給『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如果兩君認定這觀點,我決沒有話可以駁囘了。

但是藍君把『抽象』和理想混作一事,故把我所反對的和我所恭維的,也混作一事。如他說『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彩亦愈甚』。這是我所承認的。但是此處所謂『理想的分子』,乃是上問我所說的『推想』,『假設』,『想像』,幾步工夫,並不是說問題的本身是『抽象的』。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都是具體的,都只是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決沒有空空蕩蕩,不能指定這個那個的問題,而可以成爲問題的。

藍君說,『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加』。這裏他把『抽象性』三字,代替上文的『理想的分子』五字,便容易使人誤解了。試看他所舉的例,如法國大革命所標的自由平等,如中國辛亥革命所標示的排滿,都不是問題本身,都是具體問題的解決。爲甚麼要排滿呢?因爲滿清末年的種種具體的腐敗情形,種種具體的民生痛苦,和政治黑暗,刺激一般有思想的志士,成了具體的問題,所以他們提出排滿的目標,作爲解決當時的問題的計畫。這問題是具體的,這解決也是具體的。法國革命以前的情形,社會不平等,人民不自由,痛苦的刺激,引起一般學者的研究。一般學者的答案說:人類本生來自由平等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都只是不自然的政治社會的結果。故法國大革命所標示的自由平等,乃是對於法國當日情形的具體解決。法國大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具體的。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在我們眼裏,自然很抽象了,在當日都是具體的主張,因爲這些抽象名詞,在當日所代表的政策,如廢王室,廢貴族制度,行民主政體,人人互稱『同胞』,……那一件不是具體的主張?

所以我要說:藍君說的『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是錯了。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我們研究這種問題時所需要的思想作用格外繁難,格外複雜,思想的方法,應該格外小心,格外精密』。更進一步: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裏面的具體小問題愈多。我們研究時,決不可單靠幾個好聽的抽象名詞,就可敷衍過去;我們應該把那太大的範圍縮小下來,把那複雜的分子分析出來,使他們都成一個一個的具體的簡單問題,如此然後可以做研究的工夫。』

我且舉幾個例:譬如手指割破了,牙齒虫蛀了,這都是很簡單的病,可以隨手解決。假如你生了腸熱症(Typhoid),病狀一時不容易明瞭,因爲裏面的分子太複雜了。你的醫生,必須用種種精密的試驗方法,每時記載你的熱度,每日畫成曲綫表,表示熱度的升降,診察你的脈,看你的舌苔,化驗你的大小便,取出你的血來,化驗血裏的微菌……:如此方才可以斷定你的病是否腸熱症。斷定之後,方才可以用療治的方法。一切大問題,一切複雜的問題,並不是『抽象性增加』;乃是裏面所含的具體分子太多了,所以研究的時候,所需要的思想作用,也更複雜繁難了。補救這個繁難,沒有別法子,只有用『分析』,把具體的大問題,分作許多更具體的小問題。

分析之後,然後把各分子的現象,綜合起來,看他們有甚麼共同的意義。譬如醫生把病人的脈,血,小便,熱度等現象綜合起來,尋出腸熱症的意義,這便是『綜合』。但是這種綜合的結果,仍舊是一個具體的問題(腸熱病),仍舊要用一種具體的解決法(腸熱病的療法)。並不是如藍君所說『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種共同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的問題』。

以上所說,泛論『問題與主義』,大旨只有幾句話:『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無論範圍大小,都是具體的,決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種主義的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決不是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問題本身,並沒有什麽抽象性;但是研究問題的時候,往往必須經過一番理想的作用;這一層理想的作用,不可錯認作問題本身的抽象性。主義本來都是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法。但是一種問題的解決法,在大同小異的別國別時代,往往可以借來作參考資料。所以我們可以說主義的原起,雖是個體的,主義的應用,有時帶著幾分普遍性。但不可因爲這或有或無的幾分普遍性,就說主義本來只是一種抽象的理想。』

藍君和我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我認定主義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藍君便不然。他說:

一種主張,能成爲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恰成反比例。因為愈具體,各部分的厲害愈不一致。……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強。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紛擾的現象。

藍君這幾段話,簡直是自己證明主義決不可和具體的方法分開。因為有些人,用了幾個抽象的名詞,來號召大眾,因為他們的『主義』裏面,不幸不曾含有『實行的方法』和『具體的主張』;所以當鼓吹的時候,未嘗不能轟轟烈烈的哄動了無數信徒,一到了實行解決具體問題的時候,便鬧糟了,便鬧出『主張紛歧,立刻擾亂』的笑柄來了。所以後來擾亂的原因,正爲當初所『鼓吹』的,只不過是幾個糊塗的抽象名詞,裏面並不會含有具體的主張。最大最明的例就是這一次威爾遜先生在巴黎和會的大失敗。威總統提出了很多好聽的抽象名詞,——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公道正誼,等等,——受了全世界人的崇拜,他的信徒,比釋迦耶穌在日多了無數倍,總算『效力非常之大』了。但是他一到了巴黎,遇著了克里蒙梭,魯意喬治牧野,奧蘭多等,一班大奸雄,他們袖子裡抽出的無數現成的具體的方法,貼上『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的籤條,——於是威總統大失敗了,連口都開不得。這就可證明主義決不可不含具體的主張。沒有具體主張的『主義』,必致鬧到擾亂失敗的地位。所以我說藍君的『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只是人類一樁大毛病,只是世界一個大禍根,並不是主義應該如此的。

請問我們爲什麽要提倡一個主義呢?難道單是爲了『號召黨徒』嗎?還是要想收一點實際的效果,做一點實際的改良呢?如果是爲了實際的改革,那就應該使主義和實行的方法,合爲一件事,決不可分爲兩件不相關的事。我常說中國人(其實不單是中國人)有一個大毛病,這病有兩種病癥:一方面是『目的熱』,一方面是『方法盲』。藍君所說的『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便是犯了這兩種病。只管提出『涵蓋力大』的主義,便是目的熱;不管實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

李君的話,也帶著這個毛病。他說: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實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主義拿來做工具,用以爲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講演,也曾說民治主義在法國便偏重平等;在英國便偏重自由,不認平等;在美國並重自由與平等,但美國所謂自由,又不是英國的消極自由,所謂平等,也不是法國的天然平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民治主義的自然適應環境,這都是因爲英國法國美國的先哲,當初都能針對當日本國的時勢需要,提出具體的主張,故三國的民治各有特別的性質。(試看法國革命的第一二次憲法,和英國邊沁等人的駁譯,便可見兩國本來主張不同。)這一個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教訓: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麽病,下什麽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只記得幾首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肚裏,自然『?』起了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

藍君對於主義的抽象性,極力推崇,認他爲最合於人類的一種神秘性;又說:『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愈增多』。這種議論,自然有一部分眞理。但是我們同時應該承認人類的這種『神秘性』,實在是人類的一點大缺陷。藍君所謂『神秘性』,老實說來,只是人類的愚昧性。因爲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爲牛爲馬,爲魚爲肉。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不要說別的,試看一個『忠』字,一個『節』字,害死了多少中國人?試看現今世界上多少黑暗無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幾個抽象名詞,在那裏替他做護法門神的?人類受這種劣根性的遺毒,也儘够了。我們做學者事業的,做輿論家的生活的,正應該可憐人類的弱點,打破他們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使他們以後不容易受這種抽象名詞的欺騙。所以我對於藍君的推崇抽象性和人類的『神秘性』,實在很不滿意。藍君是很有學者態度的人,他將來也許承認我這種不滿意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對於人類迷信抽象名詞的弱點,該用什麽方法去補救他呢?我的答案是:

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爲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啓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眞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

民國八年七月。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問題與主義論戰(三)

文本已根据《胡适文存》卷二校对。

書名號《》是我加上的,原文以左劃波浪線表示。
豎排使用的雙引號『』本文中仍然照用,沒有改成今天台灣正體中文中的引號「」或大陸簡體中文的“”。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

適之先生:

我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在本報三十一號發表的那篇論文,題目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發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

(一)『主義』與『問題』 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爲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麽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有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纔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纔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儘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却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爲用的,這是幷行不悖的。不過談主義的人,高談雖沒有甚麽不可,也須求一個實驗。這個實驗,無論失敗與成功,在人類的精神裏,終能留下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减。從前信奉英國的Owen的主義的人,和信奉法國Fourier的主義的人,在美洲新大陸上都組織過一種新村落新團體。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組織了一個『新村』。這都是世人指爲空想家的實驗;都是他們的實際運動中最有興味的事實;都是他們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繼承者,集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在那裏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組織,作一個關于理想社會的標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這新社會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實現世界的改造的計劃。Owen派與Fourier派在美洲的運動,雖然因爲離開了多數人民,去傳播他們的理想,就像在那沒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種子的一樣,歸於失敗了。而Noyes作『美國社會主義史』,却批評他們,說:Owen主義的新村落,Fourier主義的新團體,差不多生下來就死掉了。現在人都把他們忘了。可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永遠存留在國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幾百萬不曾參加他們的實驗生活,又不Owen主義者,又不是Fourier主義者,只是沒有理論的社會主義者,只信社會有科學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還有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猶尚儼存。這日向的『新村』,有許多點像那在美洲新大陸上已成舊夢的新村。而日本的學者及社會,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說,他們的企畫中,所含的社會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來信,也說『此次東行,在日向頗覺愉快』。可見就是這種高談的理想,只要能尋一個地方去實驗,不把他作了紙上的空談,也能發生些工具的效用,也會在人類社會中有相當的價值。不論高揚什麽主義,只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這一點我的意見稍與先生不同。但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都拿他來作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爲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在清朝時,我們可用民主主義作工具去推翻愛新覺羅家的皇統。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軍閥的勢力。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産的官僚强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般不勞而生的官僚强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爲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麽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勢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用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那麽,先生所說主義的危險,只怕不是主義的本身帶來的,是空談他的人給他的。

(二)假冒牌號的危險 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爲人讀,而其學說,却如通貨一樣,因爲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滅,乃至發行人的形像印章,都難分清。亞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書,人人都稱贊他,却沒有人讀他。馬查士留下了一部書,沒有一個人讀他,大家却都來濫用他。英人邦納氏Bonar早已發過這種感慨。况在今日羣衆運動的時代,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多半是羣衆運動的隱語旗幟,多半帶著些招牌的性質。既然帶著招牌的性質,就難免假冒牌號的危險。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羣衆的贊許,就有旺麻子等來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葉,得了羣衆的照顧,就有汪正大等來混他的招牌。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詞,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部的社會主義跟著發現。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可是這種現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裏長出,也是當然應有的現象。王麻子不能因爲旺麻子等也來賣刀剪,就閉了他的剪鋪。王正大不能因爲汪正大等也來販茶葉,就歇了他的茶莊。開荒的人,不能因爲長了雜草毒草,就並善良的穀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我們又何能因爲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爲有了假冒牌號的人,我們越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三)所謂過激主義 《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同人,談俄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批評,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札維克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時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當時聽說孟和先生,因爲對於布爾札維克不滿意,對於我的對於布爾札維克的態度,也很不滿意。(孟和先生遊歐歸來,思想有無變動,此時不敢斷定)。或者因爲我這篇論文,給《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煩,仲甫先生今猶幽閉獄中,而先生又橫被過激黨的誣名,這眞是我的罪過了。不過我總覺得布爾札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爲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兇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所以一聽人說他們實行『婦女國有』,就按情理斷定是人家給他們造的謠言。後來看見美國『New Republic』 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這話果然是種謠言,原是布爾札維克政府給俄國某城的無政府黨人造的。以後展轉傳訛,人又給他們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報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後來又聽人說,他們把克魯泡脫金氏槍斃了,又疑這話也是謠言。據近來歐美各報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無恙。在我們這盲目的社會,他們那裏知道Bolshevism是什麽東西,這個名詞怎麽解釋?不過因爲迷信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把他譯作『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著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看見先生們文學改革論激烈一點,他們就說先生是過激党。看見章太炎孫伯蘭政治論激烈一點,他們又說這兩位先生是過激党。這個口吻,是根據我們四千年先聖先賢道統的薪傳。那『揚子爲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邏輯,就是他們唯一的經典。現在就沒有『過激黨』這個新名詞,他們也不難把那舊武器拿出來攻擊我們。什麽『邪說异端』哪,『洪水猛獸』哪,也都可以給我們隨便戴上。若說這是談主義的不是,我們就談貞操問題,他們又來說我們主張處女應該與人私通。我們譯了一篇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又來說我們提倡私生子可以殺他父母。在這種淺薄無知的社會裏,發言論事,簡直的是萬難,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爲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异端哪,儘管他們亂給我們作頭銜。那有閒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決 『根本解決』這個話,很容易使人閑却了現在不去努力,這實在是一個危險。但這也不可一概而論。若在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會,馬上就可以用這工具作起工來。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麽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纔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就以俄國而論,羅曼諾夫家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都解決了。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搆造,都是表面的搆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搆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麽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於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說,——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爲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有許多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很吃了這個觀念的虧。天下只是在羣衆裏傳布那集産制必然的降臨的福音,結果除去等著集産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點的預備也沒有作,這實在是現在各國社會黨遭了很大危機的主要原因。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纔是。

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已經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當,請賜指敎。以後再談罷。

李大釗寄自昌黎五峯。

1919年8月17日

《每周評論》第35號

藍公武:問題與主義|問題與主義論戰(二)

蓝公武,字志先,笔名知非。

文本据《胡适文存》卷二录入。所以并非原文,而是胡适删改后转载的文章。第一段有解释。

有些詞彙尊重原文,比如把「構成」寫作「搆成」,「廣泛」寫作「廣汎」,「羅列」寫作「臚列」。
書名號《》是我加上的,原文以左劃波浪線表示。
豎排使用的雙引號『』本文中仍然照用,沒有改成今天台灣正體中文中的引號「」或大陸簡體中文的“”。

本報三十一期,有我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篇文章。我的朋友知非先生,把它轉載《國民公報》上,又在那報上發表了『問題與主義』一篇文章。知非先生的議論,很有許多地方可以補正我的原作。他那篇文章約有七千字,本報篇幅有限,不能全載,故略加刪節,轉錄於此。所刪去幾段,如論人類的神秘性之類,大概都是不很緊要的材料,請作者原諒。(適)

藍公武:問題與主義

近日《每週評論》上,有一篇胡君適之的文章,勸人少講主義,多研究問題,說得非常痛闢。吾們輿論界,從這篇文章裏,得的益處一定不少。但是中國今日的思想界,混沌已極,是個『扶得東來西又倒』的東西。胡君這篇議論恐怕會得一個意想外的結果。況且他的議論裏頭,太注重了實際的問題,把主義學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殺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廢食的毛病。現在記者且把自己的意見,分幾層寫出來,就正胡君,幷質之一般輿論界。

現在請先一論問題的性質。

一,凡是搆成一個問題,必定是社會生活上遇著了一種困難。這困難是從三種情形來的:(一)舊存的制度,和新有的理想衝突;(二)新變化的生活,(外來的或自發的原因),和舊事物的衝突;(三)社會中有擾亂迫害的事實發生。因有這三種情形問題的性質,便有理想和現實的區別。其解決方法,也就不能一律並論了。

二,問題本因實際利害而起。但是在這不等質的社會,各部分的利害,常不一致。甲部分的問題,未必不是乙部分的問題,甚或互相衝突,各自搆成相反的問題。故問題的範圍常不相同,有世界的問題,有以民族的問題,有一地方的或一階級的問題。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彩亦愈甚:決不可以一概而論的。

三,問題之發生,固起於困難;但搆成一種問題,非必由於客觀的事實,而全賴主觀的反省。有主觀的反省,雖小事亦可成為問題;無主觀的反省,即遇著極不合理的,或是極困難的事實,也未必能成為問題。譬如專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國行了幾千年,並沒有人覺他不合理,拿來成一問題。及至最近數十年,西方的思想輸入,人民有了比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極大的問題,產生出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又如東方的家族制度,奴隸勞動,在今日思想已經進步的時候,尚不能成爲問題,若移到西方去,立刻便成了一種不可終日的問題了。可見搆成問題的要素全在這主觀的反省。

問題的性質既是這樣的複雜,那解決的方法當然不能簡單一樣。遇著局部的現實的經過反省,成了問題的時候,自然用不著主義學說來鼓吹,只要求具體的解決方法,便有結果。若是一種廣汎的含有無數理想的分子的——即爲尚未試驗實行的方法,——問題,並且一般人民,對於他全無反省,尚不能成爲問題的時候,恐怕具體的方法,也不過等於空談,決沒有什麽效果可言的麼!況且解決一種問題,全靠與這問題有關係的人自動的起來解決,方有效果可言。若是有關係的人無絲毫感覺這問題重要,即使人起來代勞,其效果不是零便是惡,是可斷定的。故所以吾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根據,引起了一般人的反省,使成了問題,纔能採納吾們的方法。否則問題尚不成,有什麽方法可言呢?

通常提到問題兩個字,一定把他當做具體的性質看;其實不盡然。哲學科學上的且不提,即如與吾們實際生活有關係的問題,抽象性質的也很多……從他根本的方面著眼,即成了抽象性的問題,從他實行的方面著眼,變成了具體型的問題……

像吾上文第一項所舉的舊制度和新理想的衝突問題:這種問題,大概通常稱爲革命的問題,(廣義的。)初起的時候,一定是在那是非善惡的方面爭,即標示的改革方法,也決不是什麽具體方法,一定是一種趨向的標準,(這種標示,與其說是方法,毋寧說是目標。)譬如法國大革命時候所標示的自由,平等,和中國辛亥革命所標示排滿,算是具體的方法呢?還是理想的目標呢?這可以不言而知的。故凡是革命的問題,一定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點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性的問題,纔能發生效力。若是臚列許多具體方法,即就變成一種條陳,連問題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進行方針呢?於此可見問題不限於具體性,而抽象性的問題,更重要的了。

像吾上文第二項所舉的例,凡是一階級一地方的實際利害,自然是具體問題居多但是涉於事物制度起源的問題,那就變成抽象了。譬如選舉權及自治權的問題,在起初的時候,決不是他內容如何的問題,一定是正當不正當的及權利義務的理論問題。何況自一階級以及他階級,一地方以及他地方?若不是抽出共同點來作進行的標準,那人力車夫的利害問題,如何能算小學教員的問題;小學教員的問題,又如何能算是女工的問題?其中能一致的地方,自然是抽象的結果了。『去其特別點而取其共通點。』若如民族的世界的問題,因他範圍之廣,那抽象性是自然越發增大的了。故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於此更可見抽象性問題的重要了。

像吾上文所舉第三項的例,人類主觀的反省,固多起於實際苦痛的壓迫。但是人有一種習慣性,他的性質異常固定,可以使人麻木不仁。任你如何活動的物事,一成習慣,便如生鐵鑄成,絕不能動他秋毫。古今無量數的人,爲苦痛壓迫的犧牲,因爲這習慣的桎梏,宛轉就死,尚不知其所以然,幷沒有人把他提出來做個問題。必定等到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把他提作問題,加以種種理論上的鼓吹,然後纔成一個共通的問題。故抽象問題,常在具體問題之先,到了第二步纔變成具體的性質的。

從這三點看起來,問題不限於具體,抽象性的更爲重要;而當問題初起之時,一定先爲抽象性,後纔變成具體性的。照此講法,主義學說,如何可以說是不重要,而一筆抹殺呢?吾且再把主義學說的性質論一論。

主義是什麽呢?胡君說,從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因爲傳播的緣故,纔變成一種抽象的主義。(簡略胡君原語。)這話果然不錯。但是有許多主義,它的重要部分,並不在從具體主張變成抽象名詞,却在那未來的理想。世間有許多極有力量的主義,在他發生的時候,即爲一種理想,幷不是什麽具體方法,信仰這主義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並不考究他的實行方法。即如從具體方法變成主義的,也決不是單依著抽象方法便能搆成,尚須經過理想的洗練泡製,改造成的。故理想乃主義的最要部分。一種主張能成主義與否,也全靠這點。

主義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是態度。一種主張能成爲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却成反比例,(因爲愈具體,各部分利害愈不一致,)全看他所含抱的理想的强弱。設個比方: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台上的照海燈。航海的人,照著他進行罷了。至於航海的方法,以及器具,却是另一件事,與他無必然的關係。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間雖有聯屬的關係,却不是必然不可分離的。一個主義,可以有種種的實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衝突,絕不相容。各種的實行方法,也都是按著各部分人的利害必要,各各不同。因爲方法與主義,不過是目標與路徑的關係;向著這目標走,果然是一定不變;至於從那一條路走,路中所遇事物何如,行路中間所起的事變何如,與這目標並無必然的關係。換一句話講,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故所以同一主義,在甲地成了某種現象,在乙地又成一種現象。乃同在一地,信奉同一主義的人,因實行方法的不同,變成種種極不相容的黨派。這種例證,古今不知多少,亦不用再舉的了。

胡君說,主義的弱點和危險,都在這抽象一點上:這話也不盡然。吾上文已經說過,範圍愈廣,他的抽象性亦愈大。因爲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自然愈增多。

自來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主義能鼓動一世,發生極大效力,都因爲他能涵蓋一切,做各部分人的共同趨向的緣故。若愈近具體,則必切合一部分的利害。他的發動的力量,頂大也只限於一部分的人,如何能鼓動各部分的人呢?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强;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種擾攘的現象。像那法國大革命中,中國辛亥的革命,以及今日的俄德革命,都是極好的一個例。他們當初所以能成功,都因爲共同奉著一個抽象主義。若是起初就拿具體的方法來進行,恐怕在革命前,便已互相衝突紛亂擾攘,早爲舊勢力所撲滅,還能等到革命後來紛擾麼?

胡君說主義有危險。依吾的意見,主義的自身並沒有什麽危險。所謂危險,都在貫徹主義的實行方法。何以故呢?因爲凡是主義,必定含著一種未來的理想。在尚未實現的時候,如何能判定他危險不危險呢?若指他試驗中間所發生的種種惡現象而言,則凡屬試驗的事物,必須經過種種錯誤,纔能成功,——所謂錯誤,也只方法上的錯誤,——不獨主義爲然。況且主義不過是一種標準趨向態度,並非實行方法。在同一主義之下,可以有種種不同或是相反的方法。危險不危險,全看選擇的精確不精確。擇術不精,纔有危險,如何能怪及主義呢?譬如羅盤針雖是航海的趨向標準;但同一方向的海路,本不只一條,海中間所有的危險,也不只一途;你自測量不精,走錯了路,如何能怪及羅盤針指示的方向不對呢?故說主義危險,實是因果倒置。……

照吾以上說法,問題與主義,並不是相反而不能並立的東西。現在且把問題主義方法三種相連的關係,歸結到下列五點。

(一)一種問題的實行方法,本有種種條款,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有聯屬的,有矛盾的。若無一貫的精神把他整齊貫串,如何能實行有效呢?這種一貫的精神,就是主義。故說主義是方法的標準趨向和態度。

(二)問題愈大,性質愈複雜。一個問題,往往含有無數相反的可能性。其中自有最重要而爲問題的中心一點。這最重要而爲中心一點,在問題自身,原爲解決方法的標準,抽象出來,推行到他部分或是他種問題去,即是主義。

(三)問題的抽象性,涵蓋性,很有與主義相類的地方。往往同一事件,從受動這方面去看,是個問題,從能動這方面去看,就是主義。換一句話講,問題有一貫的中心,是問題之中有主義;主義常待研究解決,是主義之中有問題:二者自不能截然區別的。

(四)社會的環境不同,主義和問題的關係,也就不能一樣。在文化運動進步不息的社會,主義常由問題而產生。因爲在這種社會,一切事物,都屬能動性,常跟時代前進。偶有那不進的食物,立刻便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成為問題。有問題,便發生各種運動。從這運動中,便產生了若干主義,拿來做解決方法的實行標準。若是在那文化不進步的社會,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習慣,則新問題的發生,須待主義的鼓吹成功,纔能引人注意。因爲這種社會,問題的發生,極不容易。非有一種强有力的主義鼓吹成熟,征服了舊習慣,則無論何種事物,都有一個天經地義的因襲勢力支配在那裏。有敢挾絲毫疑義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來當一個問題,去講求解決方法呢?故在不進步的社會,問題是全靠主義製造成的。

(五)不論何種社會,凡是進到何種程度,文化必定漸漸化為固定性,發生停滯的現象。故必常常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起來鼓吹新理想,促進社會的文化;這種新理想,在一般人漸漸首肯之時,即成爲主義。由此主義,發生種種問題,試驗又試驗,常懸爲未來的進行方針。而在舊習慣所支配的社會,自身不能發生新理想,則往往由他國輸入富於新理想的主義,開拓出一個改革的基礎來。

以上五點,即是吾上文所說的結論。胡君對於主義,於吾上文所說外,尚抱有幾個疑點。現請就這幾點上討論。

(一)空談主義,是很容易的事,解決問題是很難的事。難易本來是比較的話,沒有絕對的標準。……譬如主義,讀一二小冊子,便可亂談,看起來似乎很易。但是要把一種主義的內容和意義,明白得十分透徹,鼓吹到社會上去,使社會的若干部分,成爲信徒,發生主義的運動,這事恐怕就很難。又如解決實際問題,往往費盡力量,不得一個圓滿的結果,看起來似乎很難。但若不問結果,只要糊裏糊塗了結,那了結的方法,正容易呢!可見主義的易不易在主義本身,而在隨便亂談;問題的難,不難在解決方法,而難在解決後的好結果。再進一步言:解決的結果何以有好壞,好結果何以很難,這不可不有一判別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一種主義……胡君不說應當從主義上做工夫,却教吾們去想實際解決的方法,那自然是難極的了。

(二)胡君說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麽用處的。胡君的意思,以爲一切主義,都不過是某時某地一種具體方法轉變來的,和吾們實際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說外來的主義是無用的。這話果然也很有道理。但是在今日世界,文化交通的時代,各社會的需要,漸漸日即日進,一地方有效的主義,在他地也未必無效。吾們只能問主義之有效與否,不必問他是外來的或是自生的。況且所謂實際需要,也得有個解說。在因襲勢力支配的舊社會,他的需要和那文化進步的社會,都是大不相同的。……中國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問題,那一件不是外來的思想主義所產生出來的麼?如果胡君的話是專指不合現時用的那些極端主義而言,命題果然正確的多;但是亦有未盡然的地方。因爲一切主義,都含有幾種理想,其中有現時可適用的,有現時不可適用的;甲地可適用的,乙地不可適用的;極端的如是,溫和的亦復如是:這是選擇應用上的問題,和輸入外來的主義無關。即如過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等,其中不適合的地方,果然很多,有益處的地方也並非絕無。取長去短,以補他種主義之不足,亦未嘗無效力可言。要在能否運行。研究他亦正不妨。若是概括以空談外來主義爲無用,未免有幾分獨斷。

(三)胡君說偏向紙上的主義,有爲無恥政客用來做害人的危險。胡君這種憂慮是大可不必有的。因爲主義進於鼓吹,已不限於紙上的了。人家受他的鼓吹,信奉他的主義,必定要問這種主義的內容和他的影響結果。無恥政客,決不能用來欺人的。……王揖唐講社會主義,依然還是一個王揖唐主義,絕沒有人去上他當的。至於假借名目,用來做陷害人的器具,那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沒有這些主義的時候,他們何嘗少害了人呢?橫豎吾們是他們眼中釘,有主義也罷,無主義也罷,總有一天拔去了他們纔痛快。倒是吾們現時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確立一種最信奉的主義,標明旗幟,和他們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憾的事罷。

吾現在再簡單總括幾句話:吾們因爲要解決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到大總統的權限;從賣淫到賣官賣國;從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國際聯盟;從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問題;所以要研究種種主義。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問題與主義論戰(一)

文本已根据《胡适文存》卷二校对。

書名號《》是我加上的,原文以左劃波浪線表示。
豎排使用的雙引號『』本文中仍然照用,沒有改成今天台灣正體中文中的引號「」或大陸簡體中文的“”。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本報(《每週評論》)第二十八號裏,我曽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麼?』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幷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爲。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主義來欺人。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畫,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裏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駡『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歎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党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爲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却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爲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爲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甚麼樣的結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鈔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科,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子了。

民國八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