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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問題與主義論戰(四)

文本据《胡适文存》卷二录入。

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

我那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承藍知非李守常兩先生,做長篇的文章,同我討論,把我的一點意思,發揮的更透徹明瞭,還有許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兩位。

藍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點:他們都說主義是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李君的話)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態度』(藍君的話)。這種界說,和我原文所說的話,並沒有衝突。我說,『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畫,變成了一個抽象的名詞』。我所說的是主義的歷史,他們所說的是主義的現在的作用。試看一切主義的歷史,從老子的無爲主義,到現在的布爾札維主義,那一個主義起初不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

藍李兩君的誤會,由於他們錯解我所用的『具體』兩個字。凡是可以指爲這個或那個的,凡事關於個體的及特別的事物的,都是具體的。譬如俄國新憲法,主張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礦產,水力,銀行,收歸國有;把製造和運輸等事,歸工人自己管理;無論何人,必須工作;一切遺產制度,完全廢止;一切秘密的國際條約,完全無效……這都是個體的政策,這都是這個那個政治或社會問題的解決法。——這都是『具體的主張』。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裏聽見一個『布爾札維主義』的名詞,或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麽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裏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

藍君的第二個大誤會,是把我所用的『抽象』兩個字解錯了。我所攻擊的『抽象的主義』,乃是指那些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全稱名詞。如現在官場所用的『過激主義』,便是一例;如現在許多盲目文人心裏的『文學革命』大恐慌,便是一例。藍君誤會我的意思,把『抽象』兩個字,解作『理想』,這便是大錯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想像的。譬如一個科學家,遇著一個困難的問題,他腦子裏推想出幾種解決方法,又把每種假設的解決方法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像出來,這都是理想的。但這些理想的內容,都是一個個具體的想像,並不是抽象的。我那篇原文自始至終,不但不會反對理想,並且極力恭維理想。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眞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算不得輿論家,只可算是鈔書手。

這不是極力恭維理想的作用嗎?

但是我所說的理想的作用,乃是這一種根據於具體事實和學問的創造的想像力,並不是那些鈔襲現成的抽象的口頭禪的主義。我所攻擊的,也是這種不根據事實的,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鈔襲成文的主義。

藍李兩君所辯護的主義,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這個分別,請兩君及一切讀者,不要忘記了。)如此所說的主義,我並不會輕視。我屢次說過,『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只是我們研究問題的工具』。我又屢次說過,『有了學理做參考的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看什麽意義,應該用什麽救濟方法』。我這種議論,和李君所說的『應該使社會上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態度』,並沒有什麽衝突的地方。和藍君所說的『我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也沒有甚麼衝突的地方。因爲藍李兩君這兩段話,所含的意思,都是要用主義學理作解決問題的工具,和參考材料,所以同我的意見相合。如果藍李兩君認定主義學理的用處,不過是能供給『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如果兩君認定這觀點,我決沒有話可以駁囘了。

但是藍君把『抽象』和理想混作一事,故把我所反對的和我所恭維的,也混作一事。如他說『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彩亦愈甚』。這是我所承認的。但是此處所謂『理想的分子』,乃是上問我所說的『推想』,『假設』,『想像』,幾步工夫,並不是說問題的本身是『抽象的』。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都是具體的,都只是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決沒有空空蕩蕩,不能指定這個那個的問題,而可以成爲問題的。

藍君說,『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加』。這裏他把『抽象性』三字,代替上文的『理想的分子』五字,便容易使人誤解了。試看他所舉的例,如法國大革命所標的自由平等,如中國辛亥革命所標示的排滿,都不是問題本身,都是具體問題的解決。爲甚麼要排滿呢?因爲滿清末年的種種具體的腐敗情形,種種具體的民生痛苦,和政治黑暗,刺激一般有思想的志士,成了具體的問題,所以他們提出排滿的目標,作爲解決當時的問題的計畫。這問題是具體的,這解決也是具體的。法國革命以前的情形,社會不平等,人民不自由,痛苦的刺激,引起一般學者的研究。一般學者的答案說:人類本生來自由平等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都只是不自然的政治社會的結果。故法國大革命所標示的自由平等,乃是對於法國當日情形的具體解決。法國大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具體的。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在我們眼裏,自然很抽象了,在當日都是具體的主張,因爲這些抽象名詞,在當日所代表的政策,如廢王室,廢貴族制度,行民主政體,人人互稱『同胞』,……那一件不是具體的主張?

所以我要說:藍君說的『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是錯了。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我們研究這種問題時所需要的思想作用格外繁難,格外複雜,思想的方法,應該格外小心,格外精密』。更進一步: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裏面的具體小問題愈多。我們研究時,決不可單靠幾個好聽的抽象名詞,就可敷衍過去;我們應該把那太大的範圍縮小下來,把那複雜的分子分析出來,使他們都成一個一個的具體的簡單問題,如此然後可以做研究的工夫。』

我且舉幾個例:譬如手指割破了,牙齒虫蛀了,這都是很簡單的病,可以隨手解決。假如你生了腸熱症(Typhoid),病狀一時不容易明瞭,因爲裏面的分子太複雜了。你的醫生,必須用種種精密的試驗方法,每時記載你的熱度,每日畫成曲綫表,表示熱度的升降,診察你的脈,看你的舌苔,化驗你的大小便,取出你的血來,化驗血裏的微菌……:如此方才可以斷定你的病是否腸熱症。斷定之後,方才可以用療治的方法。一切大問題,一切複雜的問題,並不是『抽象性增加』;乃是裏面所含的具體分子太多了,所以研究的時候,所需要的思想作用,也更複雜繁難了。補救這個繁難,沒有別法子,只有用『分析』,把具體的大問題,分作許多更具體的小問題。

分析之後,然後把各分子的現象,綜合起來,看他們有甚麼共同的意義。譬如醫生把病人的脈,血,小便,熱度等現象綜合起來,尋出腸熱症的意義,這便是『綜合』。但是這種綜合的結果,仍舊是一個具體的問題(腸熱病),仍舊要用一種具體的解決法(腸熱病的療法)。並不是如藍君所說『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種共同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的問題』。

以上所說,泛論『問題與主義』,大旨只有幾句話:『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無論範圍大小,都是具體的,決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種主義的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決不是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問題本身,並沒有什麽抽象性;但是研究問題的時候,往往必須經過一番理想的作用;這一層理想的作用,不可錯認作問題本身的抽象性。主義本來都是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法。但是一種問題的解決法,在大同小異的別國別時代,往往可以借來作參考資料。所以我們可以說主義的原起,雖是個體的,主義的應用,有時帶著幾分普遍性。但不可因爲這或有或無的幾分普遍性,就說主義本來只是一種抽象的理想。』

藍君和我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我認定主義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藍君便不然。他說:

一種主張,能成爲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恰成反比例。因為愈具體,各部分的厲害愈不一致。……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強。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紛擾的現象。

藍君這幾段話,簡直是自己證明主義決不可和具體的方法分開。因為有些人,用了幾個抽象的名詞,來號召大眾,因為他們的『主義』裏面,不幸不曾含有『實行的方法』和『具體的主張』;所以當鼓吹的時候,未嘗不能轟轟烈烈的哄動了無數信徒,一到了實行解決具體問題的時候,便鬧糟了,便鬧出『主張紛歧,立刻擾亂』的笑柄來了。所以後來擾亂的原因,正爲當初所『鼓吹』的,只不過是幾個糊塗的抽象名詞,裏面並不會含有具體的主張。最大最明的例就是這一次威爾遜先生在巴黎和會的大失敗。威總統提出了很多好聽的抽象名詞,——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公道正誼,等等,——受了全世界人的崇拜,他的信徒,比釋迦耶穌在日多了無數倍,總算『效力非常之大』了。但是他一到了巴黎,遇著了克里蒙梭,魯意喬治牧野,奧蘭多等,一班大奸雄,他們袖子裡抽出的無數現成的具體的方法,貼上『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的籤條,——於是威總統大失敗了,連口都開不得。這就可證明主義決不可不含具體的主張。沒有具體主張的『主義』,必致鬧到擾亂失敗的地位。所以我說藍君的『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只是人類一樁大毛病,只是世界一個大禍根,並不是主義應該如此的。

請問我們爲什麽要提倡一個主義呢?難道單是爲了『號召黨徒』嗎?還是要想收一點實際的效果,做一點實際的改良呢?如果是爲了實際的改革,那就應該使主義和實行的方法,合爲一件事,決不可分爲兩件不相關的事。我常說中國人(其實不單是中國人)有一個大毛病,這病有兩種病癥:一方面是『目的熱』,一方面是『方法盲』。藍君所說的『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便是犯了這兩種病。只管提出『涵蓋力大』的主義,便是目的熱;不管實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

李君的話,也帶著這個毛病。他說: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實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主義拿來做工具,用以爲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講演,也曾說民治主義在法國便偏重平等;在英國便偏重自由,不認平等;在美國並重自由與平等,但美國所謂自由,又不是英國的消極自由,所謂平等,也不是法國的天然平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民治主義的自然適應環境,這都是因爲英國法國美國的先哲,當初都能針對當日本國的時勢需要,提出具體的主張,故三國的民治各有特別的性質。(試看法國革命的第一二次憲法,和英國邊沁等人的駁譯,便可見兩國本來主張不同。)這一個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教訓: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麽病,下什麽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只記得幾首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肚裏,自然『?』起了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

藍君對於主義的抽象性,極力推崇,認他爲最合於人類的一種神秘性;又說:『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愈增多』。這種議論,自然有一部分眞理。但是我們同時應該承認人類的這種『神秘性』,實在是人類的一點大缺陷。藍君所謂『神秘性』,老實說來,只是人類的愚昧性。因爲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爲牛爲馬,爲魚爲肉。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不要說別的,試看一個『忠』字,一個『節』字,害死了多少中國人?試看現今世界上多少黑暗無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幾個抽象名詞,在那裏替他做護法門神的?人類受這種劣根性的遺毒,也儘够了。我們做學者事業的,做輿論家的生活的,正應該可憐人類的弱點,打破他們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使他們以後不容易受這種抽象名詞的欺騙。所以我對於藍君的推崇抽象性和人類的『神秘性』,實在很不滿意。藍君是很有學者態度的人,他將來也許承認我這種不滿意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對於人類迷信抽象名詞的弱點,該用什麽方法去補救他呢?我的答案是:

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爲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啓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眞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

民國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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