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追新亚文化在喜马拉雅 FM 上连载的音频课程「中国通史大师课」，今天听到的是黄朴民教授讲春秋时代的战争。他说春秋的争霸战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会按照西周传下来的「军礼」来打。比如打仗要师出有名，只有九种特殊情况（「九伐之法」）才能起兵；比如敌国办丧事的时候不能打（「不加丧」），闹灾荒的时候也不能打（「不因凶」）。这两个原则都还有对应的实例。一次是晋国打齐国，因为齐国国君暴亡而撤兵。一次是越国闹灾荒，吴王夫差还给越国借粮（但反过来，吴国灾荒的时候，越国借出去的是煮熟了的种子）。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宋襄公了。
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史記·宋微子世家》
宋襄公因为恪守军礼，不接受大臣（也是他庶出的哥哥）目夷（子鱼）的建议（不等楚军过河布好阵势就开战），结果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听到这种事比较通常的看法是，宋襄公是一个正人君子，或者憨厚仁慈、过于老实的好人。但我不这样看。倒并不是因为史书上记载是宋襄公先伐郑（楚的属国），楚军才打来的，倒不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宋襄公不是什么好人。我们就假设这是一场卫国战争，楚军是侵略者，宋襄公完全是正当防卫。这时候宋襄公恪守军礼，算不算是道德模范？
这里有两种思考道德问题的思路。一种是心中有很多道德规范，必须无条件遵守，这就是义务，而不是利益计算的结果。另一种就是具体的得失分析，做各方利益的评判。比如说谎不对，你可以说说谎本身就是不对的，诚信是一种义务；也可以说因为说谎会造成别的什么问题，所以说谎不对，或者在这个具体情况下说谎不对。
第一种思路很容易忽略很多具体的问题，总在抽象的原则层面思考问题。宋襄公想的是遵从军礼，「君子不困人於阸」。但当你这样选择的时候，必须接受一个结果，那就是自己很有可能会战败（因为「彼眾我寡」），战败并不是抽象的战败，战败意味着士兵的伤亡。所以宋襄公做君子，其实是以手下士兵的伤亡为代价的，事实上他自己也伤了大腿。这就是具体的得失，具体的利益变化。我认为你可以推崇某种道德原则，但在抉择的时候，必须想到这些可能发生的具体结果——为什么我不认为宋襄公憨厚仁慈，因为他在慷他人之慨。事实上很多以第一种思路想问题的人，不太容易想到这些具体结果。这是我认为推崇道德原则的人必须弥补的地方。你不能说事情的结果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处事原则，这是说不过去的。比赛结果可以放弃，但伤痛甚至生死必须纳入考虑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