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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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人们作出某个行动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利己和利他的动机并不相互排斥。如果你仅仅因为对方有利己的动机，就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可能就是一种「道德洁癖」。如果我们把做好事的要求提得太高，很可能就会打消人们做好事的动力。比起做好事的动机有多纯粹，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人来做好事。共情这种机制连接了自我和他人的利益，是推动人们帮助他人的重要动力，但教育、模仿、习惯等等其他机制也可以推动人们做出利他的行为，所以共情并不是帮助他人的唯一动力。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另一个话题，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人性善恶。
古代人认为善恶是本质和本原
古代有很多哲学和宗教都会讲人性善恶。比如孟子认为，人天生就有向善的本性，这种向善的趋势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孟子·告子上》）。孟子举的例子我们在上期节目已经提到了：看到小孩有危险，快掉井里了，人们自然就会去救。孟子认为这是人们的善良天性之一，恻隐之心。除此之外，人们还天生懂得羞耻、谦让和分辨是非。但是荀子却说，人天生就爱追逐利益，就爱声色犬马，就爱残害忠良，想要引导人们向善不能像孟子那样依靠人们的本性，而是必须依靠后天的文化教育（《荀子·性惡》）。
我们会发现，孟子和荀子都把善恶放在了本质、本原的位置，通过这些本原来解释人们是行善还是作恶。后来人也一样。比如西汉末年的扬雄做了个调和，他说人性既有善也有恶，「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揚子法言·修身》）。东汉的王充和唐代的韩愈又把人分成三等，上品人性善，下品人性恶，中品人可善可恶。孟子和荀子还算各自说到了一些关键点，到后来就越来越无趣了。虽然有了新的说法，其实没有增加新的认识，只是在抽象概念的层面下结论。
不只是中国人，外国人同样把善恶放在本质、本原的位置。比如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和摩尼教则讲述了善恶对立的世界观。他们认为世界上有善恶对立的两组神。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认为上帝全善 (perfectly good)，但又无法否认这个世界充斥着罪恶 (evil)。所以神学家有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解释全善的上帝为什么会创造一个有罪恶的世界，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会犯下罪行。
中世纪哲学最重要的两位神父之一、写下《忏悔录》(Confessiones) 和《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 的奥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早年就信奉摩尼教。起初他认为善恶二元论比上帝全善更符合直觉，听上去更有道理。后来，奥古斯丁成了早期基督教影响最大的神学家。他抛弃了善恶二元论，相信上帝全善。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里大概是这样解释为什么上帝全善却创造了会作恶的人。他说上帝并没有创造恶，所谓的恶只是对善的背离。上帝让人们拥有的是自由选择自己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自由意志 (free will)。人有了自由意志，也就有了作恶的可能 (De civitate dei 12.6; see Furley, 1999, p. 404)。
说到这里我稍微跑个题。还有一种流俗的观点认为，善恶是对比出来的，如果没有恶也就无所谓有善。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我举个例子。我小时候吃的大米口味比较一般，有次我在某家饭店吃到了特别好吃的大米。这种「特别好吃」虽然也是对比出来的，但它不是特别好吃和难吃之间的对比，而是特别好吃和能吃、还行之间的对比。善恶也是一样。并不是说一定要有恶，你才能感受到善。比如有位护士对病人特别热情周到，这样的善和普通护士对比就可以感受到，而不是说你只有见过了虐待病人的护士，才会觉得热情周到的护士特别好。的确，差距更大，对比会更强烈。但只要有一定的差距，就会有对比。很好和比较好就有对比，而不是只有好和坏之间才有对比。说善恶一定是对比出来的人往往又是停留在抽象概念的层面思考问题，忘了在思考的时候代入具体的事实。说要有痛苦才能衬托出快乐也是同样的问题。
回到正题。刚刚我简单勾勒了一下古今中外的部分善恶思想，是想让大家看到这些不同的善恶观念的共同点，那就是把善恶放在了一个本质、本原的位置，善恶可以用来解释身边的好人坏人、世界上的好事坏事，但善恶本身似乎不需要解释。与这种思路不同，当我们看到最近几十年来生物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理解和梳理人性，重新审视善恶在人性和道德问题中的位置。
人性归根结底来自生物演化
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对我们人类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根本上的分歧：人类就是上亿年生物演化的产物。生物演化的理论有很多细节，也有很多争论，但那些细节上的争论并不影响整个演化理论的大框架。
我认为生物演化可以从下面这几个基本事实来理解：
- 几乎所有生物都会死；
- 大多数生物可以繁衍后代；
- 生物繁衍后代的时候既有遗传，又有变异；
- 虽然变异本身没有目的和方向，但如果变异出更适合生存和繁衍的新特性，这些后代就会积累起数量上的优势，反之，后代的数量就会减少，直至灭绝——这就是自然环境的选择作用；
- 变异产生的新特性可以一代一代地积累起来，所以今天的生物很可能有从前不同时期变异出的、适应当时环境的特性。
虽然最初的原始生物可能非常简单，比如只能在水里毫无规律的运动。但只要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会发生变异，尽管这些变异并没有方向和目的，但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可能就会在某一天突变出能够根据阳光改变运动方向的部位 (Barrett, 2015, pp. 20–21)。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个能感知阳光的新特性就可能比完全没有规律的运动更有利于生存和繁衍，于是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通过类似这样的自然选择，有利于生存繁衍的变异就在上亿年的生物演化中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比如今天的化石研究认为，我们眼睛和四肢的原始形态，在几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我们和猴子、和鸟、和青蛙等等各种各样的生物也都能追溯到共同的祖先。
不光是我们的五官、四肢、内脏是演化的产物，包括大脑在内的整个神经系统也都是演化而来。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精神活动主要依赖神经系统，那么，精神活动归根结底也是演化的产物。更进一步，我们在道德判断上的本能，从根本上说也来自生物演化。
一岁左右的小孩就能够分辨好人和坏人，或者说他们能区分友善和欺诈、互利和自私。心理学家 (Bloom, 2010) 让小孩子看一出玩偶戏。一只老虎玩偶在玩球。它看见旁边有一只兔子。老虎跟兔子互相确认了友好的眼神之后，老虎就把球传给了兔子，而兔子又把球传了回来。第一只兔子离开之后，老虎继续玩球，不久又遇到了另一只颜色不同的兔子。这只兔子也表现出一副想要一起玩球的样子。老虎就把球传给了它。结果兔子接到球之后就自己跑掉了。实验者发现，小孩更喜欢那只把球传回去的兔子，而擅自把球带走的兔子则很可能遭到小孩的捶打。
这种区分善恶的能力很可能就是生物演化造就的本能，因为判断好人坏人的能力的确会带来竞争的优势。能搞清楚应该亲近谁、应该远离谁当然很重要。但我们还要明白一点，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形成的本能并没有完美到无可挑剔的程度。分辨善恶好坏是我们天生会做的事，但这一套思维方式可能并不能让我们具体地理解人性。
借用几位心理学家的说法，我们的道德本能是个大杂烩，包括各种不同的直觉、经验和情绪反应 (Pizarro, 2007, p. 63)，它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东西，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生存压力造就的混合物 (Sinnott-Armstrong & Wheatley, 2012, p. 373)。于是，我们要更好地判断一个人会如何行动，更好地为自己的人际交往提供参考，不是简单地判断善恶、区分好人坏人就可以实现的。
共情和善恶没有直接联系
上期节目我已经讲到，人们常常认为共情，或者说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会连接自我和他人的利益，促使人们行善做好事。但这并不是说共情在本质上就是善的，共情也有很多局限。
心理学家 (Batson et al., 1995) 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接受实验的被试会听一段 10 岁小女孩 Sheri 的访谈。在访谈里，Sheri 生动地描述了自己正在经历的病痛，表示想要得到慈善基金会的帮助。被试被分成了两组：一组被要求主动想象孩子的感受，体会孩子的经历（高共情组）；另一组被要求尽量不要受孩子情绪的影响（低共情组）。实验者询问被试要不要把 Sheri 的等待顺位提前，高共情组中有 3/4 的人都决定提前 Sheri 的顺位，而低共情组只有 1/3 的人选择这样做。
这个实验让我们反思，某些时候，引起我们共情的人会获得我们的偏爱，而这样的偏爱很可能会损害那些没有引发我们共情的人的利益（比如因此被插队的其他孩子）。共情的确会促使我们帮助他人，但同时可能会让我们只关心某个局部，忽视全局，作出不公平的决策。
如果你认为至少对这个孩子而言，共情算是在让我们做好事的话，我们再看看滥用共情的父母。大多数人会同意，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要让孩子经历一些短期的不愉快，比如不能想吃零食就必须马上吃，不能看到想买的玩具就一定要当场买下来。这样才能让他学会控制欲望，进而懂得怎样做长期规划，怎样抵制诱惑，避免贪小便宜吃大亏。如果父母共情能力太强，总是站在孩子的角度，觉得如果自己还是个小孩，恐怕也会忍不住，也会得不到就胡闹，于是孩子一哭就什么都答应。这时候共情就会导致对孩子的纵容和溺爱，很可能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这两个例子都表明，共情未必会让我们做好事。而上一期节目中我已经说明，做好事并不一定需要共情，习惯、教育和模仿也可能促使我们做好事，冷静地思考哲学问题也可能引导我们做好事。我们还讲到几乎没有共情能力的反社会人格的障碍人士，他们对伤害他人、违法犯罪都没有太多顾虑，因此比普通人更容易做坏事。但也不是说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就一定是恶人。
比如自闭症中有一类叫阿斯伯格综合征 (Asperger’s syndrome)，简称 Asperger’s。最近几年我在网上就遇到过两位自称的 Asperger’s。他们自己说很难理解别人的表情，很难分辨对方是在严肃地讲话还是在开玩笑，也很难看出对方有没有生气，有没有感到冒犯。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普通人天生的共情能力，要经过努力才能逐渐学会与人相处。有一位网友跟我说，她觉得自己与人交流都需要依靠智力，就像在解数学题一样，表面上还要装作自己是个正常人，所谓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尽管 Asperger’s 很难与他人共情，但是他们并不像反社会人格那样有残忍的暴力倾向 (Baron-Cohen, 2011, p. 95)，他们会通过理解规则、权衡计算这些类似数学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人际交往和道德问题。事实上有不少 Asperger’s 在数学或艺术方面有很高的天分。美国有一位著名的活动家 Temple Grandin 就是 Asperger’s。2010 年她的自传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Temple Grandin，国内译作《自闭历程》。2022 年也有一部口碑很好的韩剧，《非常律师禹英禑》（이상한 변호사 우영우），主角也是这类特殊人群。
回到共情和善恶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共情并不是单纯的善，缺乏共情也不是单纯的恶。例如，看到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有些人可能唤起了强烈的共情，另一些人可能并没有太多情绪上的反应。类似这样共情水平上的差异，并不能让我们下结论说，唤起强烈共情的人就更善良，缺少情绪反应的人就冷血自私。共情只是我们天生拥有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会导致好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坏的结果。我们很难用人性本善或本恶或者善恶对抗这样的思路来概括这种具体的特质。
结语
回顾一下这期节目。人性善恶是古今中外都会讨论的课题。人们很容易把善恶理解成处于天性、本质、本原位置的东西，而我认为并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善恶。如果你接受生物演化理论，那我们人类的道德本能，归根结底也是自然演化的产物。用善恶观念来区分好人坏人，恐怕也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东西。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道德本能是不同时期、不同生存压力造就的混合物，我们没办法用简单的善恶好坏来准确理解和评价一个人。拿共情来说，虽然很多时候共情连接了自我和他人的利益，促使我们帮助他人，但共情也可能让我们偏心，助长我们的溺爱和纵容。既然这样，就无法用善恶好坏来概括理解一个共情能力强的人。下期节目里，我会接着从更多的人性特质来讨论道德本能这个大杂烩有哪些重要的内容，以及为什么抽象的善恶两分难以概括这些具体的道德特质。我们下期节目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