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公武，字志先，笔名知非。
文本据《胡适文存》卷二录入。所以并非原文，而是胡适删改后转载的文章。第一段有解释。
有些詞彙尊重原文，比如把「構成」寫作「搆成」，「廣泛」寫作「廣汎」，「羅列」寫作「臚列」。
書名號《》是我加上的，原文以左劃波浪線表示。
豎排使用的雙引號『』本文中仍然照用，沒有改成今天台灣正體中文中的引號「」或大陸簡體中文的“”。
本報三十一期，有我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篇文章。我的朋友知非先生，把它轉載《國民公報》上，又在那報上發表了『問題與主義』一篇文章。知非先生的議論，很有許多地方可以補正我的原作。他那篇文章約有七千字，本報篇幅有限，不能全載，故略加刪節，轉錄於此。所刪去幾段，如論人類的神秘性之類，大概都是不很緊要的材料，請作者原諒。（適）
藍公武：問題與主義
近日《每週評論》上，有一篇胡君適之的文章，勸人少講主義，多研究問題，說得非常痛闢。吾們輿論界，從這篇文章裏，得的益處一定不少。但是中國今日的思想界，混沌已極，是個『扶得東來西又倒』的東西。胡君這篇議論恐怕會得一個意想外的結果。況且他的議論裏頭，太注重了實際的問題，把主義學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殺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廢食的毛病。現在記者且把自己的意見，分幾層寫出來，就正胡君，幷質之一般輿論界。
現在請先一論問題的性質。
一，凡是搆成一個問題，必定是社會生活上遇著了一種困難。這困難是從三種情形來的：（一）舊存的制度，和新有的理想衝突；（二）新變化的生活，（外來的或自發的原因），和舊事物的衝突；（三）社會中有擾亂迫害的事實發生。因有這三種情形問題的性質，便有理想和現實的區別。其解決方法，也就不能一律並論了。
二，問題本因實際利害而起。但是在這不等質的社會，各部分的利害，常不一致。甲部分的問題，未必不是乙部分的問題，甚或互相衝突，各自搆成相反的問題。故問題的範圍常不相同，有世界的問題，有以民族的問題，有一地方的或一階級的問題。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彩亦愈甚：決不可以一概而論的。
三，問題之發生，固起於困難；但搆成一種問題，非必由於客觀的事實，而全賴主觀的反省。有主觀的反省，雖小事亦可成為問題；無主觀的反省，即遇著極不合理的，或是極困難的事實，也未必能成為問題。譬如專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國行了幾千年，並沒有人覺他不合理，拿來成一問題。及至最近數十年，西方的思想輸入，人民有了比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極大的問題，產生出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又如東方的家族制度，奴隸勞動，在今日思想已經進步的時候，尚不能成爲問題，若移到西方去，立刻便成了一種不可終日的問題了。可見搆成問題的要素全在這主觀的反省。
問題的性質既是這樣的複雜，那解決的方法當然不能簡單一樣。遇著局部的現實的經過反省，成了問題的時候，自然用不著主義學說來鼓吹，只要求具體的解決方法，便有結果。若是一種廣汎的含有無數理想的分子的——即爲尚未試驗實行的方法，——問題，並且一般人民，對於他全無反省，尚不能成爲問題的時候，恐怕具體的方法，也不過等於空談，決沒有什麽效果可言的麼！況且解決一種問題，全靠與這問題有關係的人自動的起來解決，方有效果可言。若是有關係的人無絲毫感覺這問題重要，即使人起來代勞，其效果不是零便是惡，是可斷定的。故所以吾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根據，引起了一般人的反省，使成了問題，纔能採納吾們的方法。否則問題尚不成，有什麽方法可言呢？
通常提到問題兩個字，一定把他當做具體的性質看；其實不盡然。哲學科學上的且不提，即如與吾們實際生活有關係的問題，抽象性質的也很多……從他根本的方面著眼，即成了抽象性的問題，從他實行的方面著眼，變成了具體型的問題……
像吾上文第一項所舉的舊制度和新理想的衝突問題：這種問題，大概通常稱爲革命的問題，（廣義的。）初起的時候，一定是在那是非善惡的方面爭，即標示的改革方法，也決不是什麽具體方法，一定是一種趨向的標準，（這種標示，與其說是方法，毋寧說是目標。）譬如法國大革命時候所標示的自由，平等，和中國辛亥革命所標示排滿，算是具體的方法呢？還是理想的目標呢？這可以不言而知的。故凡是革命的問題，一定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點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性的問題，纔能發生效力。若是臚列許多具體方法，即就變成一種條陳，連問題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進行方針呢？於此可見問題不限於具體性，而抽象性的問題，更重要的了。
像吾上文第二項所舉的例，凡是一階級一地方的實際利害，自然是具體問題居多但是涉於事物制度起源的問題，那就變成抽象了。譬如選舉權及自治權的問題，在起初的時候，決不是他內容如何的問題，一定是正當不正當的及權利義務的理論問題。何況自一階級以及他階級，一地方以及他地方？若不是抽出共同點來作進行的標準，那人力車夫的利害問題，如何能算小學教員的問題；小學教員的問題，又如何能算是女工的問題？其中能一致的地方，自然是抽象的結果了。『去其特別點而取其共通點。』若如民族的世界的問題，因他範圍之廣，那抽象性是自然越發增大的了。故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於此更可見抽象性問題的重要了。
像吾上文所舉第三項的例，人類主觀的反省，固多起於實際苦痛的壓迫。但是人有一種習慣性，他的性質異常固定，可以使人麻木不仁。任你如何活動的物事，一成習慣，便如生鐵鑄成，絕不能動他秋毫。古今無量數的人，爲苦痛壓迫的犧牲，因爲這習慣的桎梏，宛轉就死，尚不知其所以然，幷沒有人把他提出來做個問題。必定等到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把他提作問題，加以種種理論上的鼓吹，然後纔成一個共通的問題。故抽象問題，常在具體問題之先，到了第二步纔變成具體的性質的。
從這三點看起來，問題不限於具體，抽象性的更爲重要；而當問題初起之時，一定先爲抽象性，後纔變成具體性的。照此講法，主義學說，如何可以說是不重要，而一筆抹殺呢？吾且再把主義學說的性質論一論。
主義是什麽呢？胡君說，從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因爲傳播的緣故，纔變成一種抽象的主義。（簡略胡君原語。）這話果然不錯。但是有許多主義，它的重要部分，並不在從具體主張變成抽象名詞，却在那未來的理想。世間有許多極有力量的主義，在他發生的時候，即爲一種理想，幷不是什麽具體方法，信仰這主義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並不考究他的實行方法。即如從具體方法變成主義的，也決不是單依著抽象方法便能搆成，尚須經過理想的洗練泡製，改造成的。故理想乃主義的最要部分。一種主張能成主義與否，也全靠這點。
主義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是態度。一種主張能成爲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却成反比例，（因爲愈具體，各部分利害愈不一致，）全看他所含抱的理想的强弱。設個比方：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台上的照海燈。航海的人，照著他進行罷了。至於航海的方法，以及器具，却是另一件事，與他無必然的關係。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間雖有聯屬的關係，却不是必然不可分離的。一個主義，可以有種種的實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衝突，絕不相容。各種的實行方法，也都是按著各部分人的利害必要，各各不同。因爲方法與主義，不過是目標與路徑的關係；向著這目標走，果然是一定不變；至於從那一條路走，路中所遇事物何如，行路中間所起的事變何如，與這目標並無必然的關係。換一句話講，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故所以同一主義，在甲地成了某種現象，在乙地又成一種現象。乃同在一地，信奉同一主義的人，因實行方法的不同，變成種種極不相容的黨派。這種例證，古今不知多少，亦不用再舉的了。
胡君說，主義的弱點和危險，都在這抽象一點上：這話也不盡然。吾上文已經說過，範圍愈廣，他的抽象性亦愈大。因爲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自然愈增多。
自來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主義能鼓動一世，發生極大效力，都因爲他能涵蓋一切，做各部分人的共同趨向的緣故。若愈近具體，則必切合一部分的利害。他的發動的力量，頂大也只限於一部分的人，如何能鼓動各部分的人呢？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强；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種擾攘的現象。像那法國大革命中，中國辛亥的革命，以及今日的俄德革命，都是極好的一個例。他們當初所以能成功，都因爲共同奉著一個抽象主義。若是起初就拿具體的方法來進行，恐怕在革命前，便已互相衝突紛亂擾攘，早爲舊勢力所撲滅，還能等到革命後來紛擾麼？
胡君說主義有危險。依吾的意見，主義的自身並沒有什麽危險。所謂危險，都在貫徹主義的實行方法。何以故呢？因爲凡是主義，必定含著一種未來的理想。在尚未實現的時候，如何能判定他危險不危險呢？若指他試驗中間所發生的種種惡現象而言，則凡屬試驗的事物，必須經過種種錯誤，纔能成功，——所謂錯誤，也只方法上的錯誤，——不獨主義爲然。況且主義不過是一種標準趨向態度，並非實行方法。在同一主義之下，可以有種種不同或是相反的方法。危險不危險，全看選擇的精確不精確。擇術不精，纔有危險，如何能怪及主義呢？譬如羅盤針雖是航海的趨向標準；但同一方向的海路，本不只一條，海中間所有的危險，也不只一途；你自測量不精，走錯了路，如何能怪及羅盤針指示的方向不對呢？故說主義危險，實是因果倒置。……
照吾以上說法，問題與主義，並不是相反而不能並立的東西。現在且把問題主義方法三種相連的關係，歸結到下列五點。
（一）一種問題的實行方法，本有種種條款，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有聯屬的，有矛盾的。若無一貫的精神把他整齊貫串，如何能實行有效呢？這種一貫的精神，就是主義。故說主義是方法的標準趨向和態度。
（二）問題愈大，性質愈複雜。一個問題，往往含有無數相反的可能性。其中自有最重要而爲問題的中心一點。這最重要而爲中心一點，在問題自身，原爲解決方法的標準，抽象出來，推行到他部分或是他種問題去，即是主義。
（三）問題的抽象性，涵蓋性，很有與主義相類的地方。往往同一事件，從受動這方面去看，是個問題，從能動這方面去看，就是主義。換一句話講，問題有一貫的中心，是問題之中有主義；主義常待研究解決，是主義之中有問題：二者自不能截然區別的。
（四）社會的環境不同，主義和問題的關係，也就不能一樣。在文化運動進步不息的社會，主義常由問題而產生。因爲在這種社會，一切事物，都屬能動性，常跟時代前進。偶有那不進的食物，立刻便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成為問題。有問題，便發生各種運動。從這運動中，便產生了若干主義，拿來做解決方法的實行標準。若是在那文化不進步的社會，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習慣，則新問題的發生，須待主義的鼓吹成功，纔能引人注意。因爲這種社會，問題的發生，極不容易。非有一種强有力的主義鼓吹成熟，征服了舊習慣，則無論何種事物，都有一個天經地義的因襲勢力支配在那裏。有敢挾絲毫疑義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來當一個問題，去講求解決方法呢？故在不進步的社會，問題是全靠主義製造成的。
（五）不論何種社會，凡是進到何種程度，文化必定漸漸化為固定性，發生停滯的現象。故必常常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起來鼓吹新理想，促進社會的文化；這種新理想，在一般人漸漸首肯之時，即成爲主義。由此主義，發生種種問題，試驗又試驗，常懸爲未來的進行方針。而在舊習慣所支配的社會，自身不能發生新理想，則往往由他國輸入富於新理想的主義，開拓出一個改革的基礎來。
以上五點，即是吾上文所說的結論。胡君對於主義，於吾上文所說外，尚抱有幾個疑點。現請就這幾點上討論。
（一）空談主義，是很容易的事，解決問題是很難的事。難易本來是比較的話，沒有絕對的標準。……譬如主義，讀一二小冊子，便可亂談，看起來似乎很易。但是要把一種主義的內容和意義，明白得十分透徹，鼓吹到社會上去，使社會的若干部分，成爲信徒，發生主義的運動，這事恐怕就很難。又如解決實際問題，往往費盡力量，不得一個圓滿的結果，看起來似乎很難。但若不問結果，只要糊裏糊塗了結，那了結的方法，正容易呢！可見主義的易不易在主義本身，而在隨便亂談；問題的難，不難在解決方法，而難在解決後的好結果。再進一步言：解決的結果何以有好壞，好結果何以很難，這不可不有一判別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一種主義……胡君不說應當從主義上做工夫，却教吾們去想實際解決的方法，那自然是難極的了。
（二）胡君說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麽用處的。胡君的意思，以爲一切主義，都不過是某時某地一種具體方法轉變來的，和吾們實際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說外來的主義是無用的。這話果然也很有道理。但是在今日世界，文化交通的時代，各社會的需要，漸漸日即日進，一地方有效的主義，在他地也未必無效。吾們只能問主義之有效與否，不必問他是外來的或是自生的。況且所謂實際需要，也得有個解說。在因襲勢力支配的舊社會，他的需要和那文化進步的社會，都是大不相同的。……中國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問題，那一件不是外來的思想主義所產生出來的麼？如果胡君的話是專指不合現時用的那些極端主義而言，命題果然正確的多；但是亦有未盡然的地方。因爲一切主義，都含有幾種理想，其中有現時可適用的，有現時不可適用的；甲地可適用的，乙地不可適用的；極端的如是，溫和的亦復如是：這是選擇應用上的問題，和輸入外來的主義無關。即如過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等，其中不適合的地方，果然很多，有益處的地方也並非絕無。取長去短，以補他種主義之不足，亦未嘗無效力可言。要在能否運行。研究他亦正不妨。若是概括以空談外來主義爲無用，未免有幾分獨斷。
（三）胡君說偏向紙上的主義，有爲無恥政客用來做害人的危險。胡君這種憂慮是大可不必有的。因爲主義進於鼓吹，已不限於紙上的了。人家受他的鼓吹，信奉他的主義，必定要問這種主義的內容和他的影響結果。無恥政客，決不能用來欺人的。……王揖唐講社會主義，依然還是一個王揖唐主義，絕沒有人去上他當的。至於假借名目，用來做陷害人的器具，那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沒有這些主義的時候，他們何嘗少害了人呢？橫豎吾們是他們眼中釘，有主義也罷，無主義也罷，總有一天拔去了他們纔痛快。倒是吾們現時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確立一種最信奉的主義，標明旗幟，和他們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憾的事罷。
吾現在再簡單總括幾句話：吾們因爲要解決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到大總統的權限；從賣淫到賣官賣國；從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國際聯盟；從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問題；所以要研究種種主義。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