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Category: Philosophy

Infamy Speech 为什么不能译为「国耻演说」

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英文里经常称为 Infamy Speech,因为演说的第一句特别有名:

Yesterday, Dec. 7, 1941—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suddenly and deliberately attacked by naval and air forces of the Empire of Japan.

Infamy Speech

在中文里,这场演说经常被译为「国耻演说」,认为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的意思是这一天将会是美国的国耻日。昨天我仔细琢磨了这个问题之后觉得这应该是误译,最终会归结为一个关于「耻辱」的价值观问题。我在知乎提问后,也有知友印证了我的判断。 以下转自我昨天在知乎写的回答

我认为 infamy 至始至终没有「耻辱」之类的意思,它的原义是「恶行、恶名」(being famous for something bad),在演讲里指的是日本的恶行,是用来谴责日本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而不是说这是美国的耻辱。

「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这句插入语的意思应该是,这一天会记入人类恶行的史册。

这样的理解也可以被演讲稿的修改过程印证。初稿中这句插入语是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world history。并且,通读全文我的感受也是,罗斯福在强调日本无端的、残酷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段里说的 the unprovoked and dastardly attack by Japan),所以美国必须宣战并且一定会赢得胜利。——这都跟国耻什么的没有关系。

Infamy Speech 不好翻译,直接译为「暴行演说」感觉也不太对,可以就用「珍珠港演说」指代(英语里也会说 Pearl Harbor Speech),但「国耻演说」肯定是不对的。

我认为珍珠港事件和南京大屠杀等中国近现代的国耻不一样。南京大屠杀是国耻唯一合理的原因是当时中国落后导致战争初期节节败退首都失守(而不是日本侵略本身),而罗斯福演讲最后说美国宣战并且必将胜利,罗斯福没有表达美国应该为珍珠港事件感到羞愧和耻辱。简单地说,你不能把敌人的侵略当作国耻,否则就跟被性侵的人把性侵本身当作自己的耻辱一样。如果要认为罗斯福说的是珍珠港事件是美国的国耻,演讲中必须提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做错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但演讲里没有,演讲里只是在指责日本的欺骗和背叛(原文用了 deceive, treachery 两个词)。所以用「国耻」「耻辱」是不符合罗斯福原意的。

我会偶然关注到这句话也是因为这个价值观的问题:耻辱总要有自己的原因,如果错都在对方,受害者有什么需要感到耻辱的?比如以前我们被蔑称为「支那人」「东亚病夫」,如果对方说得对,当时中国确实落后弱小,那确实是当时中国的耻辱。如果今天还有人这么使用蔑称,或者我们对外国人使用蔑称,应该感到耻辱的是使用蔑称的人,是加害者,而不是反过来。

演讲全文可以在这里看:Day of Infamy Speech

需要中文翻译的可以粘贴到搜狗翻译:搜狗翻译 – 上网从搜狗开始

On Moral Luck and Control Principle

(讨论基于 SEP 中 Moral Luck 词条和 Aspasia 论坛 里的一个问题「关于 epistemic luck & blameworthy」)

我认为 Kant 和 Nagel 更看重善良意志本身,而不是掺杂了其他行为人无法控制的因素之后的行为结果,归根到底是因为只有属于行为人本身的特性才是相对固定的,而那些行为人无法控制的因素会随时变化,只有那些相对固定的东西才会帮助我们判断今后行为人如何行动,我们评价的才是这个人(可能涉及一点「人格同一」(personal identity) 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道德评价要做的事情是根据行为人过去的行为模式去预判他未来会如何行动,然后我们可以据此作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无论是作为与他交往的个人的应对,还是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应对。这是道德评价的意义所在。

也就是说,关键在于找出一个行为模式中相对固定的东西,对未来各种不同情况下行为人会如何行动作出预估。所以我想直接讨论的不是是否值得责备/谴责(这个判断没有明确的用途),而是行为模式和应对措施。如果我们对两个行为人的行为模式和应对措施的判断是完全相同的,反过来就可以推出他们是否同样值得责备(如果还有必要讨论是否值得责备这个问题的话)。

1. Resultant luck

如果我们认同纯粹是因为随时在变化的外界因素造成了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在预判行为人今后的行为模式时似乎就不会因为结果的不同而造成任何影响。

但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虽然结果本身不受行为人控制,但特定结果出现之后,就会影响行为人的行为模式。比如盗窃是得手还是被捕虽然不全受盗贼自己的控制,但得手还是被捕的结果显然会对今后盗贼怎样行动产生影响。每次成功做坏事(比如犯罪者一直逍遥法外),每次侥幸躲过坏事(比如经常不检查刹车但一直没出事),很容易增加行为人做坏事的可能,因此对他们的行为模式预判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在这类问题上我认为他们同样值得责备(但我认为似乎没有必要讨论是不是值得责备这个问题),但预判他们的行为模式还是有微妙的差别。

2. Circumstantial luck

假设我们对神经科学等领域的认识已经足够深入,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A 的亲人如果被杀,就会激发大脑中的某种变化,从而使 A 变成一个无差别的杀人犯报复社会;但如果 A 的亲人没有被杀,A 就会和普通人一样正常。

这就是 A 的具体行为模式,我们也知道 A 的这个行为模式是个分段函数,亲人未被杀是分支 1,亲人被杀是分支 2,在两种情形下 A 的表现会大不相同。我认为,A1, A2 就符合 circumstantial luck 讨论的情形。而我们对 A1, A2 行为模式的判断(是分支 1 还是分支 2)和应对措施显然不一样。

另一个问题是,A 毕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分段函数特性,那么触发变异条件前的 A(亲人未被杀时的 A)和一个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成为无差别杀人犯的普通人 B 相比又会如何?我认为这两人的行为模式判断也不一致,但对他们的应对措施在触发变异条件前大致相同;只会加上一条,如果有可能,我们需要防止 A 触发变异条件,或者通过某种方式让 A 变成 B。换成纳粹帮凶的例子,纳粹掌权就类似于变异条件,要么我们防止纳粹掌权,要么我们通过其他方式(比如某种道德教育或者某种心理训练)让人们即使在纳粹掌权的时候,也不会成为帮凶。

3. Gain the knowledge by luck

先不讨论「明知故犯,罪加一等」的问题,先说 A 是通过靠谱的方式知道 P 是正确的行为,B 是通过不靠谱的方式碰巧认为 P 是正确的行为。然后这次 A 和 B 都做了同样的事。我会认为 A 的行为模式比 B 更稳定。从传统道德观来说,A 更值得赞扬。从我的实用道德观来说, A 更值得信任;因为 A 会持续稳定地做好事,而 B 可能因为他的不靠谱而不确定。

类似地,A 明确知道 P 是错的,却仍然做了 P;而 B 是通过不靠谱的手段碰巧以为 P 是错的,却仍然做了 P。我认为 A 和 B 都主动想做坏事,区别只在于他们判断一件事是不是坏事的能力。A 更倾向于持续做坏事,且 A 认为的坏事的确就是坏事。而 B 虽然也有持续做坏事的倾向,但 B 认为的坏事未必就是坏事(因为他的判断方式不靠谱),所以可能出现 B 认为自己在做坏事,但其实做的并不是坏事。这就是对 A 和 B 行为模式预判上的差别。

小结

我认为用 control 和 luck 这一对概念来思考问题必然会最终涉及自由意志这个争议话题(在 constitutive luck, causal luck 问题上尤其明显),而我的思路是绕过 control 和 luck,直接从判断行为人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来展开讨论。并且我认为 Kant 为什么不看重结果,其实就是在寻找像行为模式这样相对固定不变的东西。

出于无知而做错事的不同情形

这篇文章源于 Aspasia 论坛 里的一个问题「关于 epistemic luck & blameworthy」。

我先坦诚,我没有看过关于 blameworthiness(以下用中文「值得谴责/责备」代替)的文献,或者多年前看过但完全忘记了,所以我更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提醒我应该去先看看某个文献再来讨论我也乐意接受。

当我思考是否值得谴责/责备做了某件错事的某人时,我考虑的是这个人在未来是否会因为类似的原因做出类似的错事。当然,比起是否值得谴责,我更可能会考虑是否有必要采取惩罚/防范措施(就像 王昱洲 提到的)。

回到具体问题,首先我认为道德行为上的无知会分好几种不同的情况,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一群人在吃火锅,A 拿着一盘豆腐往沸水里倒,把锅里的沸水溅到了别人的脸上。

A 做了错事,如果把这件错事总结成「吃火锅下菜时不小心溅起沸水烫伤他人」(记作 P),那么可能有这样几种不同的情况(不完全列举):

  • A1 认为 P 不是一件错事,这是价值观的分歧,比如 A1 认为被沸水溅到说明你自己不小心离火锅太近,责任在你不在我(价值观分歧);
  • A2 不知道 P 是错事,因为 A2 不怎么吃火锅或者是个小孩子,之前根本没有想过这个溅起沸水烫伤别人的问题,但 A2 知道更抽象的道德观念(比如知道不能因为自己的过失烫伤他人),所以如果有人问 A2 吃火锅下菜时不小心溅起沸水烫伤他人是不是错的,A2 会认为是错的(知道抽象道德观念上的对错,但对 P 这个具体问题没有事先考虑);
  • A3 知道 P 是错事,但对怎么下菜才能避免溅起沸水不太清楚,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操作方式已经不会溅起沸水(知道具体道德行为上的对错,但不知道具体操作方式);
  • A4 知道 P 是错事,也知道怎么下菜才能避免溅起沸水,但因为一时激动或者疏忽大意犯了错误(知道具体道德行为上的对错,也知道具体操作方式,但在具体操作时疏忽大意)。

如果我们认同 P,直觉会认为 A1 是最值得谴责的,分析起来 A1 也是最不可能在未来改变自己行为的,而 A2, A3, A4 很可能在发生一次意外之后就会知道这个具体的道德问题(A2),学会正确的操作方式(A2, A3),以后更加小心(A2, A3, A4)。

至于在 A2, A3, A4 之间谁更值得谴责,我觉得还是从未来是否会因为类似的原因做出类似的错事来思考问题。比如在知道抽象道德观念的前提下,在知道这个具体的道德问题(A2),学会正确的操作方式(A2, A3),以后更加小心(A2, A3, A4)这三个方面,哪一个更容易改变。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学会正确的操作方式不那么容易,对某些人来说保持小心谨慎不要一时冲动不容易(不局限在这个特定的例子,其他的例子应该也会出现类似的分析)。

从实用的角度说,我只能具体地、有针对性地防范,比如事先考虑到第一次吃火锅的人会不会意识不到可能烫伤别人的事情,提前交代,而对一贯毛手毛脚的人特别警惕,甚至干脆就不让他动手。

我认为 circumstancial luck 就有点类似 A2 的情况,比如 B 和 A2 一样缺乏吃火锅的经验,要是 B 也去吃火锅,B 可能也会不小心把别人烫伤。从是否值得谴责/责备来说,虽然 A2 没有那么值得责备,但因为 A2 的行为造成了后果,责备 A2 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但在这个问题上去责备没有造成后果的 B 就很奇怪了,你觉得 B 的问题在哪里呢?——这是直觉,是描述。就反思、规范来说,既然我们找不到理由责怪 B,是不是同样地我们也没有理由责怪 A2?或者,在另外的例子中,如果我们有理由责怪 A2,也会有类似的理由责怪 B。

而从针对性的防范来说,我认为对 A2 和对 B 是同样的,但前提也是他们都到了一个容易犯错误的环境之中。如果不在这个环境,也就不需要防范了。

至于 gain the knowledge by luck 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于怎么解释这个人为什么已经知道这么做是错的了(虽然知道的途径有些问题),却还要选择做一件「错事」。这里的原因会影响对他后续行为的判断,而怎么知道的似乎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being happy?

刚在微博上看到严锋老师转发了一场 TED 演讲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being happy (by Emily Esfahani Smith)。有人总结到「追求快乐让人变得不快乐」,严锋老师说「过份追求快乐让人变得不快乐」。这个话题让我突然有很多话想说。

我们先来看一看 Emily 的开场白:

I used to think the whole purpose of life was pursuing happiness. Everyone said the path to happiness was success, so I searched for that ideal job, that perfect boyfriend, that beautiful apartment. But instead of ever feeling fulfilled, I felt anxious and adrift. And I wasn’t alone; my friends — they struggled with this, too.

我曾经认为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追求快乐/幸福(按:happiness 既可以表示短暂的快乐又可以表示较长时段的幸福状态)。每个人都说通往快乐/幸福的道路是成功,所以我追求理想的工作,追求完美的男朋友,追求漂亮的公寓。但是我没有感到满足,我感到的是焦虑和迷茫。不只是我,我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困扰。

后来 Emily 就去学习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读了很多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哲学的书——恰好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三个领域。她发现,数据显示,追求快乐反而让人不快乐,尽管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抑郁、甚至自杀的人却越来越多。而研究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快乐,而是缺少生活的意义。于是 Emily 开始追问快乐(being happy)和生活的意义(having meaning in life)有什么区别。

Many psychologists define happiness as a state of comfort and ease, feeling good in the moment. Meaning, though, is deeper. The renowned psychologist Martin Seligman says meaning comes from belonging to and serving something beyond yourself and from developing the best within you. Our culture is obsessed with happiness, but I came to see that seeking meaning is the more fulfilling path. And the studies show that people who have meaning in life, they’re more resilient, they do better in school and at work, and they even live longer.

许多心理学家将快乐定义为一种舒适和安逸的状态,也就是在某个时刻感觉很好。而人生的意义是更深一层的概念。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按:积极心理学之父)说,意义来自归属和服务于超越你自己的事物,来自发展你内心中最好的部分。我们的文化痴迷于追求快乐,但我逐渐认识到寻求人生意义更让人满足。研究表明,有生活意义的人适应能力更强,在学校和工作中表现更好,甚至寿命也更长。

接下来的演讲就是 Emily 分享自己找到的怎样寻求人生意义的四种方式(four pillars of a meaningful life):归属感(belonging)、目的(purpose)、超越(transcendence)、讲故事(storytelling)。Emily 的确讲了很多故事,四种方式各讲了一个故事,讲完还继续讲了自己的故事和父亲的故事。这里就暂且略过。最后她总结到:快乐的感觉有来有去捉摸不定,意义才能让我们掌握人生(Happiness comes and goes. But when life is really good and when things are really bad, having meaning gives you something to hold on to)。

接下来我谈谈感想。

我觉得虽然这是一场 TED 演讲,但其实论证方式特别像心灵鸡汤。我直奔主题,我们思考一下,Emily 的演讲从头到尾证明的是在人生中除了快乐之外还有其他重要之事(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being happy)吗?或者说她证明的是追求快乐反而会让人不快乐吗?

回到 Emily 的开场白,谁说追求快乐就一定等同于追求世俗意义的成功呢?Emily 和她的朋友追求好工作、好伴侣、好房子没有获得满足,最多只能证明这些追求快乐的途径可能有问题,但并不能证明「追求快乐」本身有问题,不能证明「 不应该追求快乐」。Emily 说自己通过追求这些没有获得满足,感到焦虑和迷茫,也就是追求某些目标让人感到不快乐,可以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这些具体目标,或者追求这些目标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太对。也许我们追求另外一些目标更容易获得快乐,也许同样是追求这些目标,但换其他一些追求方式我们更容易获得快乐。你不能把自己原以为的那些目标直接等同于快乐本身,然后一起否定掉。

Emily 随后讲的意义,以及寻求意义的四种方式(归属感、目的、超越、讲故事),其实都可以认为是她找到的另一些追求快乐的方式。撇开她举例论证的效力问题,她可以证明的其实只是某些目标或者某些方式不容易实现快乐,而追求另一些目标或者另一些方法比较容易实现快乐,这并没有贬低快乐本身,也没有必要去抬高一个玄乎的人生意义(积极心理学之父给出的关于意义的定义实在很想吐嘈)。

The Power of Collider

最近一直在读之前提到的 The Book of Why,我觉得 collider 的概念可能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几个概念之一。本来我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一个介绍,但好像懒得动笔,就节选书中几段话放在这里(顺序是我刻意安排的)。

X 与 Y 相关的三种解释:

  1. X 是 Y 的原因;
  2. X 和 Y 有共同的原因;
  3. collider。

We live our lives as if the common cause principle were true. Whenever we see patterns, we look for a causal explanation. In fact, we hunger for an explanation, in terms of stable mechanisms that lie outside the data. The most satisfying kind of explanation is direct causation: X causes Y. When that fails, finding a common cause of X and Y will usually satisfy us. By comparison, colliders are too ethereal to satisfy our causal appetites.

Judea Pearl. 2018. The Book of Why. Chapter 6

什么是 collider?

ABC. This is the most fascinating junction, called a “collider.” Felix Elwert and Chris Winship have illustrated this junction using three features of Hollywood actors: TalentCelebrityBeauty. Here we are asserting that both talent and beauty contribute to an actor’s success, but beauty and talent are completely unrelated to one another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e will now see that this collider pattern works in exactly the opposite way from chains or forks when we condition on the variable in the middle. If A and C are independent to begin with, conditioning on B will make them dependent. For example, if we look only at famous actors (in other words, we observe the variable Celebrity = 1), we will se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alent and beauty: finding out that a celebrity is unattractive increases our belief that he or she is talented.

This negative correlation is sometimes called collider bias or the “explain-away” effect. For simplicity, suppose that you don’t need both talent and beauty to be a celebrity; one is sufficient. Then if Celebrity A is a particularly good actor, that “explains away” his success, and he doesn’t need to be any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average person. On the other hand, if Celebrity B is a really bad actor, then the only way to explain his success is his good looks. So, given the outcome Celebrity = 1, talent and beauty are inversely related—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related in the population as a whole. Even in a more realistic situation, where success is a complicated function of beauty and talent, the explain-away effect will still be present. This example is admittedly somewhat apocryphal, because beauty and talent are hard to measure objectively; nevertheless, collider bias is quite real, and we will see lots of examples in this book.

Judea Pearl. 2018. The Book of Why. Chapter 3

另外两个 collider 的例子:

Try this experiment: Flip two coins simultaneously one hundred times and write down the results only when at least one of them comes up heads. Looking at your table, which will probably contain roughly seventy-five entries, you will see that the outcomes of the two simultaneous coin flips are not independent. Every time Coin 1 landed tails, Coin 2 landed heads. How is this possible? Did the coins somehow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t light speed? Of course not. In reality you conditioned on a collider by censoring all the tails-tails outcomes.

Judea Pearl. 2018. The Book of Why. Chapter 6

The correlation we observe is, in the purest and most literal sense, an illusion. Or perhaps even a delusion: that is, an illusion we brought upon ourselves by choosing which events to include in our data set and which to ignore.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we are not always conscious of making this choice, and this is one reason that collider bias can so easily trap the unwary. In the two-coin experiment, the choice was conscious: I told you not to record the trials with two tails. But on plenty of occasions we aren’t aware of making the choice, or the choice is made for us.

The distorting prism of colliders is just as prevalent in everyday life. As Jordan Ellenberg asks in How Not to Be Wrong,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among the people you date, the attractive ones tend to be jerks? Instead of constructing elaborate psychosocial theories, consider a simpler explanation. Your choice of people to date depends on two factors: attractiveness and personality. You’ll take a chance on dating a mean attractive person or a nice unattractive person, and certainly a nice attractive person, but not a mean unattractive person. It’s the same as the two-coin example, when you censored tails-tails outcomes. This creates a spuriou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ttractiveness and personality. The sad truth is that unattractive people are just as mean as attractive people—but you’ll never realize it, because you’ll never date somebody who is both mean and unattractive.

Judea Pearl. 2018. The Book of Why. Chapter 6

在控制变量的时候,一定不要控制 collider,因为:

[I]n a collider, ABC, exactly the opposite rules hold. The variables A and C start out independent, so that information about A tells you nothing about C. But if you control for B, then information starts flowing through the “pipe,” due to the explain-away effect.

Judea Pearl. 2018. The Book of Why. Chapter 4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好几年没有在 Coursera 上听课了。今天是偶然的机会,我在重新听「好和弦」讲流行抒情乐钢琴伴奏之后,又去这个视频里的主唱 JR 的 YouTube 频道看到他在三天前更新的视频介绍了这个耶鲁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by Laurie Santos

以下摘自《纽约时报》今年 1 月底的报道:

Students have long requested that Yale offer a course on positive psychology, according to Woo-Kyoung Ahn, director of undergraduate studies in psychology, who said she was “blown away” by Dr. Santos’s proposal for the class.

本科生心理研究主任 Woo-Kyoung Ahn 表示,长期以来,学生们一直要求耶鲁开设一门积极心理学课程。她说,桑托斯博士提出开设这门课程时,她「特别高兴」。

Administrators like Dr. Ahn expected significant enrollment for the class, but none anticipated it to be quite so large. Psychology and the Good Life, with 1,182 undergraduates currently enrolled, stands as the most popular course in Yale’s 316-year history. The previous record-holder — Psychology and the Law — was offered in 1992 and had about 1,050 students, according to Marvin Chun, the Yale College dean. Most large lectures at Yale don’t exceed 600.

安博士等管理人员预计这门课的选修人数会很多,但谁也没预料到会这么多。「心理学与美好生活」这门课目前有 1182 名本科生选修,成为耶鲁大学 316 年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课程。耶鲁学院的院长 Marvin Chun 表示,此前的纪录保持者是 1992 年推出的「心理学和法律」课程,约有 1050 名学生选修。耶鲁的大多数大型课程的选修人数都不超过 600 人。

Yale’s Most Popular Class Ever: Happiness
耶鲁史上最受欢迎课程:快乐

Google 了一下发现这门课已经上线 Coursera(《纽约时报》今年 1 月底报道这门课的时候还只是说很快就会上线)。最近几年觉得国内上 Coursera 的网络状况真的不太好,当然我也不是随时都在测试,毕竟试过几次感觉很糟糕之后就不会太有动力去听课了。但今天的网络效果很好,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用了另一家代理服务……

我自己对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一直比较感兴趣,但也有好几年没有继续阅读这方面的内容了,希望这门课能带给我新的收获吧,积极心理学对个人幸福感的研究在我的哲学里是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础内容。

附一封 Santos 老师的欢迎信:

Dear Learner,

Congratulations on taking part in this journey!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ll explore what new result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teach us about how to be happier, how to feel less stressed, and how to flourish more. We’ll then have a chance to put these scientific findings into practice by building the sorts of habits that will allow us to live a happier and more fulfilling life.

In Spring 2018, I taught “Psychology and the Good Life” for the first time. I created this Yale course because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levels of student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that I was seeing as a Professor and Head of College at Yale. I originally developed this course to teach Yale students how the science of psychology can provide important hints about how to make wiser choices and how to live a life that’s happier and more fulfilling. Since I’m not an expert on positive psychology, I began by learning more about this topic, diving into the work of pioneering scientists like Martin SeligmanEd DienerBarbara FredricksonSonja LyubomirskyMihaly CsikszentmihalyiDaniel GilbertRobert Emmons, and others. I also learned more about work in soci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hange, including work by scholars such as Liz DunnMike NortonNick EpleyGabriele Oettingen, and others. The Yale course was my attempt at synthesizing work in positive psychology along with the science of behavior change. My goal was to present these scientific findings in a way that made it clear how this science could be applied in people’s daily lives.

When I first developed the class, I had no idea it would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class ever taught at Yale University. The Yale class was featured in both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ews media, and I was flooded with requests from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find a way to share the content of this Yale class more broadly.

This Coursera class is an attempt to do just that. My goal is to share the insights from that popular Yale class with learners far beyond Yale. To make the lectures feel more intimate, we filmed at my home in one of Yale’s residential colleges with a small group of Yale students in the audience. I hope you’ll enjoy this more personal format, which allows you to hear the sorts of questions Yale students had about the material and how they applied the science in their daily lives. We understand that many of you taking the course are not currently college students, but we hope you see yourselves as though you are part of this virtual classroom.

During this course, you’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nhance your own well-being by implementing a few simple research-based methods to your own life.

I am thrilled to share this information with a wider audience. As you go through the lessons please share your feedback with the course team! You can direct item-specific feedback via content flags and general course feedback in the Discussion Forums or in the post-course survey when you complete the course.

Sincerely,
Laurie

再说哲学与哲学史

这是一篇 5 年前写下的留在知乎草稿箱里的文章(估计当时我还想继续往下写几个部分但中途放弃了)。突然翻到了之后通读了一遍,觉得还行,就发在这里,只字未改。

顺带一说,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中文哲学书里少有不是哲学史的正经(或者说适合给专业的大一新生看的)哲学入门读物,比较有名的大概就是所罗门的《大问题》。最近新出的几个译作感觉都挺不错的,比如下面两本。

  • K. A. Appiah《想透彻》(Thinking it Through)
  • T. Schick, L. Vaughn《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

原文如下:

(一)

同样这个话题我在两三年前就写过一段文字,也就是刚刚出版的《另一种哲学》里第一章的其中一个小节「哲学与哲学史」。但今天我又想重新写一下这个话题。

促使我重新讨论这个话题的契机有两个:

第一个契机是最近一年多我才知道有很多所谓的民间哲学家(没有接受过足够专业熏陶的哲学写作爱好者)。他们可能只是对马哲教科书的某些概念有兴趣,也可能是看了几本哲学读物,还可能是结合了其他学科的一些东西,很投入地写了自己的「哲学」作品、「哲学」体系,并找到出版社、期刊或是直接找到某位哲学教授希望得到认可、推荐、发表、出版。但这些文章大多数不知所云,就跟理科生很厌恶的民科言论一样。

我自己也看过少量的这类作品。有的是不知所云的陈词滥调,满篇可见一些平常人容易接触到的哲学概念名词;有的是写得太抽象,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有的是行文逻辑太牵强,我不明白他的前一句和后一句是怎么串起来的。总的来说这类作品似乎更像自己沉浸其中、享受其中的文字而不像是写给别人看的。因为这类文字通常并不好读,所以我也得承认我的印象只是很浅薄的第一印象……

我一位老师常常收到这样的东西(他的原话是「非常多」)。他在课堂上说:这些人没有接受哲学史的训练,所以写不出真正的哲学作品;只有先照着前人说话,才能接着前人继续说下去。换句话说,他认为只有首先学过哲学史,才有可能做出自己的哲学成果。最近很流行的一句据说是杨绛给某位青年的回信里的话「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也表达着类似的意思。《论语》里的「思而不学则殆」也常被引用来指责这些人。

另一个契机是最近又看到哲学到底应该怎样入门的争论。是不是只有读了哲学史才算真正入了门?直接面对哲学问题但没有哲学史背景会不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误入歧途?……

(二)

这两个契机都直接涉及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但前一个主要「写哲学」的问题,后一个主要是「读哲学」的问题。

我对写哲学的问题跟我老师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那些「民哲」写的东西不知所云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哲学史。他们写不出好的作品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清晰地思考问题」。他们主要热衷的可能仅仅是玩弄概念游戏,并且是以「和专业内很不一样的方式」在玩。他们自己对那些概念可能也没有明确的辨析,而他们使用这些概念想表达的意思与专业内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又相去甚远。

为什么我不认为这些问题的源头在于是否读过哲学史,或进一步说,学好哲学史呢?因为我并不认为读过哲学史的科班出身的学生、学者就能清晰地写出「自己的」思考(而不仅仅是梳理思想史)。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渡:不是说你学好了哲学史,就有能力写自己的哲学思考。学好哲学史只是让你不会再用「和专业内很不一样的方式」写东西,因而不会像民哲那样被学术圈、被专业内的人鄙视和排挤,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由此拥有了自己做哲学、用自己的方式思考哲学问题的能力。其实更有可能的是,哲学史的工作做多了以后,你就再也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是什么,只会照着说,而不会接着说、自己说了。

非科班出身的民间哲学家想要写出好的东西不一定要去学哲学史,只要你能清晰地思考和表达自己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就可以写出能被读懂、能被理解、能用来正常讨论的哲学文字。至于这些文字有多少学术上的价值则是后话,但只要这些文字是意义明确的思考,那么能让自己明白、让能读到这篇文字的少数几个人明白就已经有意义。只不过我会怀疑写这样的东西是不是还能让那些「爱好者」感兴趣。因为不少民哲给我的印象是「自 high」的,而自 high 到一定程度就写不出正常的、能让别人看懂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哲学史既不是写哲学的充分条件(不是学好哲学史就能写自己的哲学思考),也不是写哲学的必要条件(不太接触哲学史而只是训练自己清晰思考和表达的能力也可以写自己的哲学思考)。但是就对外人的建议来说,去读哲学史,去了解历史上的哲学家的思想和作品,最好再有专业人士的指导可能是避免误入歧途最稳妥的办法。

一道逻辑入门考题

前几天,看到有人分享微信公众号「短史记」上的一篇文章「语文教材里的四大论证方法逻辑混乱,是有害的」,这四种论证方法好像中学时代还真的学过,虽然记得不是太清了。受这篇文章启发,我编了一道自认为比通常逻辑考试的题目更有意义的试题。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闲,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结合历史人物背景,以下结论可以由上句推出的是:
(不定项选择)

A. 大人物飞黄腾达之前都是小人物。
B. 田野、市井之地也能出人才。
C.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D. 王侯将相未必出身贵胄。

那篇文章讲到,孟子在这里的论证方式站不住脚,举了几个例子,他们以前是小人物,后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如何如何。但其实孟子能举出这些例子,反对者也能举出很多小人物没有成就大事业的例子,反对者也能举出成就了大事业的人不少是天生贵胄,并没有经过孟子说的这些苦难。所以这种举例论证,或者说过于简单的归纳法,其实论证力度非常低。

但是,这些论据是不是什么都证明不了呢?我们似乎还是能感受到这些例子能够证明些什么。于是,我想出了这几个选项。

A. 大人物飞黄腾达之前都是小人物——这几个例子无法证明「都是」,只能证明「有的是」。
B. 田野、市井之地也能出人才——这一条可以证明,要证明「能」出,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能证明。
C. 如前所说,不能证明「必先」如何如何,「必先」的意思是「没有一个不是」,但举出了几个例子,还不能证明「没有一个不是」。
D. 王侯将相未必出身贵胄——这一条也可以证明,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能证明「未必」。

所以我的答案是 B D。也就是说讲出百里奚那堆例子,只能用来告诉别人,你现在是小人物也没关系的,你看谁谁谁以前也只是在田野市井之地,后来如何如何了,并不是一定要出身贵胄才有出息,所以你还是有机会的,不要放弃啊……之类的。

而这个推理过程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就可以解决(也就是说不需要学习更复杂的现代符号逻辑),但是可能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并不重视这一点。我看到很多高考作文范文,用的论据经常也不能证明它想要证明的论点,但大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可能只有到了大学,正经写学术论文的时候,才会发现孟子这样的论证完全不过关。甚至可能很大一部分学生写论文的时候也没有接受这样的逻辑训练。

我们从前做过的考题,大多数是考察中心思想,主旨意思,问的是作者希望证明什么(语文考试),而不是考察这个论据本身可以证明什么(逻辑考试)。虽然我在题目里说了逻辑推出,可能也不会引起足够的注意。并且我们的教育中也很少会说孟子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所以看到孟子的原文一般都是正确答案,就会想到选 C。

弱势群体通过网络表达诉求本是常事

知乎上有人问,怎样看待「用性骚扰摧毁一个男人,有多简单」这篇文章。我正准备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整个问题都被删掉了。于是写在这里。

这篇文章来看,这不恰好证明,虽然会有很多盲目支持的群众,但同时也会有更理性的力量关注并列出双方的证据,所以很多人担心的网络审判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吗?

本来这种公开指控就要看双方列证据。在上一周最典型的几个案例中,被指控者对侵害行为都是直接承认或者间接承认的。像章文写的回应,虽然没有直接承认加害行为,但字里行间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性别观,加上他朋友为他辩白的方式,大家也就知道了这是个什么人物。

我们可以倡导旁观者不要轻信一面之词,要注意双方的陈述,但不能因此就反对受害者在网络公开受害经历。

其实弱势群体在现实中无处申诉,选择在网络发声也是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事情,很多热点新闻也不时出现反转。其他事情也没见什么人提出反对,怎么单单到了性侵犯、性骚扰就这么多人质疑了呢?

分析普罗塔哥拉悖论

一天,一位名叫欧提勒士的学生向普罗塔哥拉求学论辩术。普罗塔哥拉说:「你可以跟我学习论辩术,但不能白教,我要收费。」

为显示自己收费合理,普罗塔哥拉采用两次收款的方法,他深信自己教出来的学生学成后一定能当上律师,第一次出庭一定会胜诉。于是,普罗塔哥拉对欧提勒士说:「欧提勒士,你的学费可以分两期支付,一半学费在入学时支付,另一半学费可以在你学成以后,即第一次出庭胜诉后再交付,你同意吗?」欧提勒士很快同意了老师的要求,两人立即签订了合同。合同规定,老师传授学生论辩术,学生入学时须交一半学费,另一半学费等学生毕业后帮人打赢了官司即第一次出庭胜诉后再交。

欧提勒士按照合同规定先支付了一半学费,很快就学完了全部课程。普罗塔哥拉一直等着欧提勒士交付另一半学费。但欧提勒士根本不把合同放在心上,学成后一直不肯出庭替人家打官司,当然也就不交另一半学费。普罗塔哥拉忍无可忍,决定向法庭起诉,指控欧提勒士拖欠学费。于是,在庭审前师生双方展开了一场饶有趣味的辩论,其中最为精彩的是,他们从真实性难以怀疑的前提出发,却得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老师颇为得意地说:「如果你在我们的案件中胜诉,你就应该按照合同规定支付另一半学费,因为这是你第一次出庭,并取得胜诉;如果你败诉,那么你就必须依照法庭的判决付给我另一半学费,总之,不管你胜诉还是败诉,你都得付给我另一半学费。」

可是,没有想到,学生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回答说:「老师,你错了,恰恰相反,如果你要同我打官司,无论我胜诉还是败诉,都用不着付给你另一半学费。因为如果我胜诉了,那么根据法庭的判决,我当然不用付另一半学费;如果我败诉了,那么我也用不着付另一半学费,因为我们的合同规定我第一次出庭胜诉后才付给你另一半学费。」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普罗塔哥拉悖论」。

——引自沈跃春《诡辩家的「半费之讼」——谈「普罗塔哥拉悖论」》

我觉得要先明确一点,就是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法律上的实务问题去讨论。就是说我们不去讨论如果法院真的遇到这个案子,依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具体该怎样判决。如果这样讨论,我们就不是在讨论逻辑问题。

我觉得这个悖论要成立一个逻辑问题,可以这样构建模型:老师和学生约定,老师教学生怎样打官司,学生在打赢第一个官司之后付给老师学费。后来学生一直不打官司,所以一直没有付学费。老师将学生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学生付学费。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明确一点,法院的判决并不是只能去判断依照合同约定应该怎样裁决,法院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等其他原则去裁决经济纠纷。

如果同意以上前提,那么我认为,老师的论证(无论官司输赢,学生都要付学费)是正确的,而学生的论证(无论官司输赢,学生都不用付学费)是错误的。

这里不对称的原因在于:

  1. 要让学生付学费,在两个条件中任意满足其中一个即可:一是按合同约定,如果学生胜诉,则学生要付学费;二是按法院判决的强制力,如果法院宣判学生要付学费(学生败诉),则学生必须付学费。
  2. 反过来则不同,学生要想不付学费,在合同没有失效的前提下,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按合同约定,学生不能胜诉;二是按法院强制力,法院判决学生不付学费(即学生胜诉)。而这两个条件是互斥的,根本无法同时满足。
  3. 唯一的出路是,法院不但判决学生在现阶段(此次诉讼结果尚未出现)不用付学费,而且还判决学生在这次判决胜诉后仍然不用付学费(即变相判定合同失效)。

所以我认为老师的论证是正确的,这个官司无论输赢,学生都要向老师付学费——除非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学生在这次胜诉后仍然可以不付学费(即变相判定合同失效)。

为使问题更加清楚,我们还可以设法院判决前的时刻为 t1,法院判决后的时刻为 t2。

1. 已知 t1 时按合同约定,学生不用付费。

2. 未知 t1 时法院对学生应不应该付学费的裁决,但 t1 时法院判决的依据不应以 t2 的情况为前提,于是分情况讨论。

2.1 若学生胜诉(即法院综合 t1 时的情况判决学生不用履行合同,不用付费),则 t2 时满足合同约定,学生要付学费。

2.1.2 以上判断以法院判决不影响合同继续有效为前提,若法院直接判决合同不再有效,则完全以法院判决为准。

2.2 若学生败诉(即法院综合 t1 时的情况判决学生应该履行合同,需要付费),则 t2 时依据法院强制力,学生仍然要付学费。

而学生的说法并不成立。学生说「因为如果我胜诉了,那么根据法庭的判决,我当然不用付另一半学费」,这只意味着法院认为 t1 时刻学生不用付学费,但 t2 时刻如果合同继续有效,学生就要付费了;同理,「如果我败诉了,那么我也用不着付另一半学费,因为我们的合同规定我第一次出庭胜诉后才付给你另一半学费」,这只意味着根据合同约定 t1, t2 时刻都不用付学费,但法院判决有独立于合同的效力,所以 t2 时根据法院强制力,学生仍要付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