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g Syau | 唐逍

这是一篇我以前写在知乎的答案，2011 年有位知友问「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怎么觉得哲学是世界上最蛋疼的学问？」后来问题被修改成了「为什么教材里的马克思主义令人反感？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的回答已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被知乎管理员以政治敏感为由删除，并且很神奇的是这篇答案我没找到 Google Cache 和任何其他地方的网页快照。以下文字基于某网友自己转发到新浪博客上的版本，转发的并不是我最后编辑的版本，因为最新的版本里我推荐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书而这一版里还没有，从某网页快照来看大概是 2014 年 7 月 7 日之前的版本。这篇答案最早写于 2011 年，一直有更新编辑，2018 年 6 月 3 日在自己网站发布时有重新通读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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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答案主要关注马克思的政治主张，解释一下。我感觉提问者的初衷好像是偏向哲学的部分（参看题目的修改记录，最初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怎么觉得哲学是世界上最蛋疼的学问？」），所以没有多说马克思政治主张的问题，主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国内教科书里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源流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主要是《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里的观点）、俄国的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是他把马克思的东西介绍到俄国，他的兴趣点影响了后来的走向）、列宁（Vladimir Lenin，主要是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后来的《哲学笔记》就已经否定了之前的理解）。比较直接的来源是苏联的哲学教材，最早的主要编写者是米丁（Mark B. Mitin），斯大林掌权之后有一本名义上是斯大林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算是国内现在的哲学教科书的直接来源。

1949 年后苏联老师到中国来讲授哲学，讲授方式大概就是照搬教科书，背诵答案，老师在讲台上问问题，抽学生起来回答（背诵）。至今，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审核者仍然是经过这样教育出来的学者，或者他们的学生，已经七八十岁了。而现在主笔编写大学马哲教材的人已经有了比他们更新的观念，也有了自己对马克思的新理解，但很多想打破原有教材结构的写法不会被审核通过，所以出来的还是老一套的东西。

套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句评语来说，这种哲学是政治的婢女。（中世纪那句评语是，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并且也和中世纪经院哲学一样，这种服务关系并不是暗中的，而是挑明的。米丁很明确地说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列宁本人也提出过臭名昭著的（虽然也有一些是误解的）哲学的党性原则。

我想表达的意思有这样几点：题主如果只接触过马哲教科书上内容，其实跟看过哲学书有很大的区别。在我看来那本教科书基本上不算哲学，虽然它涉及了哲学问题，但哲学有最基本的要求是「独立思考」和「质疑」，那本教科书完全没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不太承认那是哲学书。就算是，也是很坏的哲学书。另外我也想帮马克思澄清一下，马克思本人如果看到那本教材，应该不会认为那是他的思想，甚至很有可能会反感这本教材。所以把这种东西称为马克思主义有些名不副实，我们通常管它叫「苏联教科书体系」。

如果不知道哲学到底是个怎样的学问，可以读一些入门的书。我曾经写过一个答案可以参考。如果没兴趣了解，请注意不要把你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印象直接当作你对哲学的印象，它们有很大的区别。

至于消除苏联教科书体系在国内的负面影响，以及由它造成的对哲学的误解，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人都在努力。1980 年代学术界有比较激烈的争论，激烈到现在的大环境下已经不可能发生，而这场争论的参与者现在仍在国内学术圈掌握不少话语权，所以也许今后的教科书体系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就现实来说，只是哲学系偏强的大学已经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基本脱离教科书体系了，至少你在学术期刊上不太会看到有人讨论基于教科书体系提出的种种问题，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也不会以教科书体系作为主要依据。但对哲学外专业必修的政治课教材来说，的确还没有看到会有实质修改的迹象，虽然官修教材多次编辑再版，但也只是小打小闹。

如果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版本演化感兴趣，可以看这本书的整理和对比。当然，这本书没必要专门买，能借到或找到电子书翻翻看就好。

•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历史与现状

最后，我还是简单说一下马克思本人到底干了什么。马克思的本科先读的法学，后来转到哲学，拿了哲学博士，从学术背景来说算是哲学出身。但他后来并不是一个学院派的哲学家，他干过媒体，闹过革命，主要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和后来被归为社会学的问题。马克思在历史上的贡献大概是为人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整个运作模式找到了一个范式，说明了这类社会的发展受资本的支配。然后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人类解放的理想。这个理想并不是一个可以具体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马恩都说我们不知道那个理想的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只是对资本主义弊端的克服，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至于后来苏联搞成那个样子，很多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搞成那个样子，相当于是在砸马克思的招牌。当然你也可以怪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确仍然有乌托邦的色彩，他的科学共产主义并没有他声称的那么「科学」。

马克思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要确立一个现实的前提，不要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历史、理解社会。这个前提的关键词有：具体、历史、现实、生产、生产关系、人与人连接成的社会结构等等。确立这样一个现实而具体的前提之后，还有一个运动发展的过程，后期马克思（从《1857—58 年手稿》到《资本论》）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去解释的。马克思批判了当时的很多思想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是永恒的，也批判了一些思想者理解经济过程和社会运动的逻辑是混乱且肤浅的（比如《哲学的贫困》里批判蒲鲁东等）。

马克思本人对纯哲学的、尤其是像教科书这种成体系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兴趣，恩格斯比较有兴趣。

如果想了解马克思的哲学，哲学专业的做法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就是读马克思的原著。我并不推荐完全不依赖二手文献自己直接读原著，但这一块的确有很多二手文献会误人子弟，所以列一个入门书单。因为我自己对这一块兴趣并不大，所以主要还是看的母校老师的教材和专著。书单局限于直接讨论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如果有兴趣，还可以自行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等其他作品。

• 唐正东. 2010.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原著选读
  这本书是南大哲学系本科生上马哲原著选读的教材，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和手稿以及它们的写作背景和主要观点，可以由这本书开始去自己阅读马克思的原著。
• 孙伯鍨. 1985.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
  这本书纸书已经绝版，但可以购买 孙伯鍨哲学文存 第一册。孙伯鍨老师可以说是南大马哲学科的开山鼻祖，写作风格也很易读。南大马哲学科引以为傲的马克思两次思想转变说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并且我自己感觉比另外几本新出的教材要更适合入门者阅读，但这本书只讲到《共产党宣言》为止，后面的部分没有涉及。
• 张一兵. 1999. 2014. 回到马克思（第三版）
  这本书不少人都说语言生涩，其实我读起来还好（并且我自认是对易读性要求很高的人），只是这本书部头太大，开给初学者很不友好。但毕竟是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太有分量的一本书，所以列在这里，有兴趣的可以去尝试。

如果想看国外学者讲马克思的书，有 Peter Singer（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写的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似乎只有英文版），想直接读《资本论》的我推荐看 David Harvey 的 Companion。

• David Harvey. 2010.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大卫·哈维. 2014.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
• David Harvey. 2013.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2
  大卫·哈维. 2016.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
• Peter Singer. 1980. 2018. Marx: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nd ed.)

这是一篇我以前写在知乎的答案，问题是其他知友提的。
原答案已于 2018 年 6 月 3 日被知乎管理员以政治敏感为由删除，以下文字取自 2018 年 6 月 3 日的 Google Cache。
这篇答案最早写于 2012 年，一直有更新编辑，最近一次编辑是 2018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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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我也不赞同这句话，就简单答一下吧。

实践在各种马克思主义里的丰富内涵就不说了，简单地理解为「实际去做事而不是空想、沿袭传统、引用伟人语录等等」。这句话很显然是针对当时那个历史背景说出来的，驳斥的是「两个凡是」等伟人崇拜。相比后者，这句话当然是好多了，但这句话还是很有问题。（@Luce Cheng 提到这句话原本是出自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实践本身不能成为标准，可以成为标准的是你预期的结果是什么。（虽然可能并不会引起多大的误会，但我认为还是说清楚的好。「实践是标准」这个搭配是有问题的。）比如伟大的苏联无产阶级遗传学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不做实验直接用他面向问题本质的直觉说播种前让种子暴露在高湿、低温的环境中可以提高产量，然后苏联就大面积推广了。要检验李森科这个说法，必须实际去做，但实际去做并不是检验的标准，而是检验的手段、方法。检验的标准是产量。因为李森科说可以提高产量，那我们就来看是不是可以提高产量。

看到有人认为说实践是标准有误仅仅是纠结字眼，那我来举几个例子感受一下。

第一个例子，系鞋带。有两个人系鞋带的方式不同，他们争论究竟谁的方法才正确，实践能不能检验呢，可以检验，但是实践只是检验的方式，标准是别的东西。比如 A 方法系鞋带速度很快，B 方法就比较慢一些，在速度上 A 方法更好。但是，A 方法系鞋带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后容易松，又要重新系，B 方法相对来说能保持更长时间，所以保持稳定上 B 方法更好。这里判断的标准就不是实践本身，而是「完成速度」和「保持时间」这些具体的标准。

第二个例子，政体选择。假设一个新建立的国家正在讨论怎样的政体更好，也愿意通过实践的方式检验（事实上这已经不太可能通过实践来检验了，我们假设执政者和民众都愿意做这个实验）。此时检验的标准绝不仅仅是实践本身，而是一些更加具体明确的标准。比如方案 A 会让民众感到更多自由，但并不能同时保证良好的社会治安；反过来另一个方案 B 可能保证了更好的社会治安，但民众的自由又受到一些损害…… 这样类似的问题会很多，所以光说实践是检验的标准根本不够，必须提出更加具体的标准，实践只是检验手段，实践本身没有说清楚检验的标准是什么。

还有些争论是实践无法检验的。比如地震之后有人说我们不接受国外援助，有人说我们应该接受。你拿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来说，用实践来检验。然而实践根本不能检验什么，因为没有标准。判定谁对谁错的标准是什么？它并没有直接包含在实践里。有的人的标准是救援更顺利，有的人的标准是军事机密不泄露，还有人的标准是符合他自己的某种价值观。说实践是唯一的标准这就太简单了。当然这里争论的也不是真理，但很多人用这句话的时候也没觉得它只适用于范围很狭窄的真理，而是通用于所有的是非对错。

真理并不是检验的对象，检验的对象是猜想或者说某个论述。无论检验前还是检验后，被检验的陈述都不能称为真理。实际去做，没有预期的效果，说明原来的猜想有问题，或者其它因素没有控制好。实际去做，有预期的效果，并不能彻底证明原来的猜想是对的，也可能是其它原因造成的，一次成功不等于以后一直能成功。所以一次证实不足以判断什么是真理，当然无数次也不行，只不过成功次数越多我们越相信这是对的。

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如果让我来说，只不过是「要判断一个说法对不对，只能实际去做，看结果是不是和这种说法承诺的结果一致，凭空想象、诉诸权威和传统不足以判定一个说法的对与错」。这是没有去分析一大堆证实主义会遭遇的复杂问题、仅仅提出了纲领的通俗版本。

答完了发现没有正面回答你的问题，其实上面的话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像这类哲学观点是不能用证实和证伪的标准来讨论的，讨论他们的方式是分析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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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第一次回答
2014 年 1 月 18 日根据评论更正了李森科的主张
2018 年 5 月 27 日增加了系鞋带和政体选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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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里有质疑我不读马列毛的，贴一个以前写的作业，是对《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论证分析。

资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除去第一段引语之外，由四个部分组成：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第一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首先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二条，以此说明「一个理论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接着引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实践论》，说明毛泽东表达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唯一」的，就是社会实践。然后作者举例说明，包括元素周期表、日心说和海王星的发现两个自然科学的例子，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长期革命实践的例子（包括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在革命斗争中的胜利）。

第二部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开头作者提出一个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接着以「四人帮」的谬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举了正反两个例子。作者继续论述，批判修正主义，既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结合实践、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最后引用《毛泽东选集》第 5 卷里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作为结尾。

第三部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主要是举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修改，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的修改。作者希望从这两个例子说明革命导师并不认为自己的真理是完成了的绝对真理，而是会随着新的事实、新的实践经验来修正自己之前的理论。

第四部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引用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的《实践论》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最后以批判「四人帮」和展望未来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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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具体分析一下这篇文章的论证方式。我认为文章的具体论点主要有两个：第一，真理要靠社会实践来检验，也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第二，真理并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实践过程不断修正完善的。受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第一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主要是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论证的。「真理靠社会实践来检验」的论据是直接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的论据是直接引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实践论》。这些文献里可以找到「革命导师」们直接说过这两个观点。但是如果仅仅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这只是在「诉诸权威」。

由于这是一篇政论性质的文章，诉诸权威对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政治对手、理论对手来说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因此这篇文章里采用这样的论证也无可厚非。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澄清，仅靠诉诸权威、引用原文是不能真正证明什么观点的，必须还要有具体的论证过程。

作者的确也立即给出了一个论证，这个论证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完成的。因为真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所以不能仅从主观领域去检验真理，必须从主观和客观相联系的地方去检验真理，而这个可以联系主观和客观的东西就是「实践」。这里由于直接从教科书体系的定义出发，预设了「反映论」。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就不讨论反映论的问题了。——我的意思是，反映论是站不住脚的。

接下来，作者做了举例论证，有自然科学的例子，有社会革命的例子。自然科学的例子我会留着在「反映论」的问题里一起讨论。这里说一下社会革命的例子。作者举了三个例子：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逐渐占主导地位，列宁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毛泽东革命路线与「左」、右倾路线的斗争。这三个例子会给人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色彩，或者我直接追问，以社会实践检验某种理论、路线或者指导方针是否正确和以单纯的以成败论英雄区别在哪里？比如说刘邦和项羽的斗争中，刘邦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们能不能说刘邦的理论路线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指出这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可以这样区别：我们不是看谁在斗争中胜利，谁能最终掌权；我们是看社会实践的现实结果是否符合理论、路线、方针在此前的许诺，是否符合此前的预想。换句话说，根据一种社会理论、革命路线我们是否能实现当初的目标；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个目标显然不是掌权而已，而是对全社会、全人类生活状态的改善。而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本身并没有对「实践检验真理」和「成王败寇观念」之间做类似这样的明确区分。

这可以引出我之前提过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实践是标准」这个搭配是有问题的。我认同「实践是检验方法（手段、途径）」，但我不认为实践本身是标准，标准是别的东西，并不直接包含在实践里面。标准也就是用来区分的标准、区分的尺度，但实践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尺度。当我们说实践是检验标准的时候大致是想表达：如果实践成功了就通过检验；如果实践失败了就没有通过检验。但是实践的成功和失败有时候没有清晰的标准。没有清晰的标准就容易与成王败寇混淆起来。

在科学实验里，我们通过尽可能控制变量的方式测试某个猜想在实际操作中是否能得到预期的结果。判断猜想正确与否的「手段」是做实验、实际操作，判断「标准」是是否符合「预期结果」；但我们并不会说判断猜想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实际操作」。对应到实践检验真理的表述上也是同样。

并且在难以控制变量的社会实践、革命实践中，单纯用预期结果来判断指导思想、指导理论是否正确也是不够的。因为实践过程中有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不能把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全部归因于指导理论，去判断理论的正确与否。科学实验强调可重复操作，通过重复来保证实验结果并不是受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但社会实践很多时候无法刻意重复，这些都使社会实践中判断变得复杂。所以在我看来，对于社会实践来说，只能做具体的分析，不可能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分析至此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会显得过于简单。

我做这些分析的目的并不是直接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想说在更单纯更严谨的哲学追问下，我们会发现更复杂的问题，文中指出的仅是一小部分。如果我们停留在引用经典作家的原文、引用教科书体系中的概念定义的层面，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被忽略。

最近在追新亚文化在喜马拉雅 FM 上连载的音频课程「中国通史大师课」，今天听到的是黄朴民教授讲春秋时代的战争。他说春秋的争霸战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会按照西周传下来的「军礼」来打。比如打仗要师出有名，只有九种特殊情况（「九伐之法」）才能起兵；比如敌国办丧事的时候不能打（「不加丧」），闹灾荒的时候也不能打（「不因凶」）。这两个原则都还有对应的实例。一次是晋国打齐国，因为齐国国君暴亡而撤兵。一次是越国闹灾荒，吴王夫差还给越国借粮（但反过来，吴国灾荒的时候，越国借出去的是煮熟了的种子）。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宋襄公了。

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史記·宋微子世家》

宋襄公因为恪守军礼，不接受大臣（也是他庶出的哥哥）目夷（子鱼）的建议（不等楚军过河布好阵势就开战），结果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听到这种事比较通常的看法是，宋襄公是一个正人君子，或者憨厚仁慈、过于老实的好人。但我不这样看。倒并不是因为史书上记载是宋襄公先伐郑（楚的属国），楚军才打来的，倒不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宋襄公不是什么好人。我们就假设这是一场卫国战争，楚军是侵略者，宋襄公完全是正当防卫。这时候宋襄公恪守军礼，算不算是道德模范？

这里有两种思考道德问题的思路。一种是心中有很多道德规范，必须无条件遵守，这就是义务，而不是利益计算的结果。另一种就是具体的得失分析，做各方利益的评判。比如说谎不对，你可以说说谎本身就是不对的，诚信是一种义务；也可以说因为说谎会造成别的什么问题，所以说谎不对，或者在这个具体情况下说谎不对。

第一种思路很容易忽略很多具体的问题，总在抽象的原则层面思考问题。宋襄公想的是遵从军礼，「君子不困人於阸」。但当你这样选择的时候，必须接受一个结果，那就是自己很有可能会战败（因为「彼眾我寡」），战败并不是抽象的战败，战败意味着士兵的伤亡。所以宋襄公做君子，其实是以手下士兵的伤亡为代价的，事实上他自己也伤了大腿。这就是具体的得失，具体的利益变化。我认为你可以推崇某种道德原则，但在抉择的时候，必须想到这些可能发生的具体结果——为什么我不认为宋襄公憨厚仁慈，因为他在慷他人之慨。事实上很多以第一种思路想问题的人，不太容易想到这些具体结果。这是我认为推崇道德原则的人必须弥补的地方。你不能说事情的结果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处事原则，这是说不过去的。比赛结果可以放弃，但伤痛甚至生死必须纳入考虑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