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逍
Cover Art: Gracile
BGM
- サクラダリセット (day time) / Rayon (Piano Cover by Shinya)
- 想いが形づくるモノ / sakunoken
- 哀愁と憂いの春に / 蒲鉾さちこ
- 落ちる葉、移りゆく秋の中で / 蒲鉾さち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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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收听「漫谈咲良田」。
上期节目我主要讨论了法律层面的侵权、违约和犯罪行为导致的不公平怎样矫正，这期节目我们尝试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来分析不公平的问题。
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
Robert Nozick (1974, p. 151) 讲过一个观点，只要我们回顾历史，发现财富的获得过程和转让过程都是公平的，那么现有的利益分配就也是公平的。Nozick (1974, pp. 160–162) 又举了一个诉诸直觉的例子。撇开从前的财产分配是否公平不谈，现在有一位天才的篮球明星，按照协议，他可以获得门票提成，每张票 25 美分。某个赛季，有 100 万人买了票，于是这位篮球明星获得了 25 万美元的收入，远远超过一般的劳动者。Nozick 认为既然观众购买门票、运动员获得提成这个财富转移机制并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如果我们假设初始的财富分配是公平合理的，那么这样获得财富的方式就是正义的，无可挑剔。Nozick 以此证明，巨大的贫富差距并不一定违背公平原则。
我也同意这一点。但是，Nozick 举的这个例子并不典型。几千年来，没有多少富裕的人是通过类似卖门票的方式来获得财富。古代社会有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徭役，征收劳动群众的财产，强迫平民提供无偿的劳动。那时候普遍存在政治等级上的不平等。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几百年里，西欧和北美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支配地位，大规模的奴隶制度和殖民体系起到了关键作用 (Piketty, 2022, p. 48)。我们不仅要看到最近几百年来的自由贸易和科技创新创造了财富，同样也要看到全球化过程中人口贩卖、强迫劳动、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这其中充满了人身和财产上的侵权，但在当时当地却未必违法。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等级制度就是可以明文写进法律的。
尽管最近几百年，人类在平等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仍然没有彻底走出自古以来的等级社会。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发利用了全球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 (Piketty, 2022, p. 216)。虽然主要国家都陆续废除了奴隶制，绝大部分殖民地也已经取得独立，但全球范围内的强制劳动仍然存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的报告，2021 年全世界大约有 5 千万人正从事强迫劳动或者身处强迫婚姻之中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et al., 2022)。
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贫富悬殊，看到国内贫困山区和一线城市的孩子在成长教育和职业发展中的显著差距，我们很难认同现有的利益分配充分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原则。这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大本身不公平，而是很多财富的获得过程未必经得起公平原则的检验。类似等级社会那样利用自身所处的优势地位积累财富，并不符合付出与回报相匹配的原则。
分享运气优势
我们并不能决定自己出生在怎样的家庭、拥有怎样的天分，但这些不能选择、全靠运气的东西却能很大程度决定我们拥有多少社会资源，决定我们的人生难度。John Rawls (1999, p. 87; 2001, p. 74) 就认为，像出身和天分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 (native endowments) 带来的利益不是我们道德上应得的，因为我们没有为此努力，所以应该把它们当作公有资产来分配。人们可以凭借出身和天分的优势去追求更大的利益，但前提是与此同时，必须帮助改善劣势人群的利益 (Rawls, 2001, p. 76)。
比如几个朋友一起玩游戏，游戏角色的能力值是随机分配的，我们事先都不知道谁会拿到比较高的数值。这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谁运气好，我们就让他在游戏里有更大的优势，运气差的就愿赌服输；另一种是事先约好，把运气作为一种公有资产，认同仅仅因为好运获得的利益不是我们应得的利益，于是约定拿到高数值的人有义务帮助运气差拿到低数值的人。这样的事先约定就类似 Rawls 提出的原初状态 (original position) 和无知之幕 (veil of ignorance)。Rawls 认为分享运气、互惠互利更符合公平原则。
我也认同这样的理念，这也是付出与回报相匹配原则的自然推论。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不知道自己未来运气如何的前提下，愿意选择这样分享运气的社会形式。尽管分享到什么程度很难达成一致，具体怎样操作也有不少困难，但仍然值得就总体原则达成共识。
我们可以按照感受论来理解这里的利益，比如各种公共设施可以改善基本生活环境、减少负面感受，又比如教育、职业发展等各种信息可以增加获得正面感受的机会，降低享受生活的难度。有人承受了本不应该承受的痛苦，而我们也做不到无中生有地创造资源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只有生活优渥的人可以拿出资源帮助他们。既得利益者应该反思自己拥有的财富和资源是不是或多或少源自天分和出身，而这些天生的运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算作人类的共有资产，所以有充分的理由承担属于自己的公正份额来补偿运气不好、生活相对困窘的人们。至少，好运的人应该意识到自己已经占了不少便宜，于是在面对弱势群体时就可以多一些关心，少一些计较。
这种矫正公平并不符合人们的天性。第一章我们讨论过，人们对不公平的分配会感到不满甚至愤怒，但前提是自己不是既得利益者。如果自己是不公平的受益者，人们往往就会本能地认为这就是自己应得的，而不会去反思不公平的机制。能够真诚地认为自己因为天分和出身获得了额外的利益，进而感到有义务补偿弱势群体的人恐怕不会太多。要实现反思和补偿，既要依靠个体对抗生物本能的理性思考，又需要社会制度上的保障。
除了让一部分人分享优势来弥补另一部分人的劣势之外，还可以尝试改善我们的社会，让人生的发展路径更加丰富，创造更多发展自我、享受生活的机会 (see Fishkin, 2014)。社会提供的路径越多，与生俱来的不公平造成的影响就会越小。就用游戏能力的例子来说，如果只有一种能力很重要，随机分配的能力值就会造成很大的不公平，但如果有十来种随机分配的能力，只要其中一两种很厉害就能在游戏里玩得很好，那么不公平的情形就很可能会明显减少。
弱势群体遭遇的区别对待
除了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造成的不公平之外，还有因为性别、年龄、种族、性取向、职业等各方面不同导致的区别对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歧视：性别歧视、性向歧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等等。这些歧视仿佛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在漫长的历史中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
我特别想在这里提到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奠基人 Alan Turing。1952 年，Turing 在协助警方调查自家失窃案的时候，坦承了和同性友人的性关系。尽管他坚持这是双方自愿的私人行为，但在当时的英国，男性之间的性行为构成严重猥亵罪 (gross indecency)。Turing 在入狱和缓刑之间选择了缓刑，但条件是必须接受当时针对男同性恋的雌激素治疗。两年后的一天早上，管家发现 Turing 死了，死因是氰化钾中毒，床边还有半只咬过的苹果 (see Hodges, 1983/2014)。
庆幸的是，几十年来，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67 年以后，英格兰就不再将同性性行为视为犯罪。2014 年，英国实现了婚姻平权，也就是允许同性合法结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少平权立法，但当今世界还远远谈不上消除了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
性别平等的情况也是类似。长期以来，女性都处在从属于男性的位置，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甚至很多时候被当作男性的财产。最近一百年来，主要国家的女性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中国也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进宪法和法律，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比例也明显提高（国家统计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但女性遭受的区别对待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很多性别议题离形成共识还很遥远。
从出生之前，女性就面临着筛选，仍然有很多父母更想生儿子而不是女儿。在接受教育的阶段，很多父母会更重视男孩，认为女孩接受教育没那么重要，或者认为女孩天生就不适合数理类的课程，潜移默化地限制了女性的学术发展和就业方向。在职场上，很多行业和企业仍然有明显的性别偏好，不愿意录用女性，给予女性更少的晋升机会。在家庭内，女性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对养育孩子负更大的道德义务。也正是因此，男性才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从而获得职场上的优势。中国大陆目前仍然执行 1978 年制定的退休年龄，不是管理岗位的女性通常 50 周岁就要退休。因为累计缴费时间短、领取待遇时间早，养老金也普遍低于男性。而继承财产、土地甚至手艺的时候，传男不传女的情况也并不罕见。除了经济上的劣势之外，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也更难以反抗性骚扰、性羞辱和性侵害，在某些地区还普遍存在我们第一章讨论过的荣誉杀人 (honor killing)。无论男女，大家都还是普遍希望从女性那里获得关怀和照顾，获得生育子女的服务，而不希望，甚至压根也不认为女性有资格跟男性争抢政治、商业和学术上的权威和影响力 (Manne, 2020, Chapter 1)。
开阔道德视野
关心弱势群体的理由有很多，在这期节目里我想把它归结为怎样开阔我们的道德视野。人们关心他人的程度往往由亲到疏逐渐递减，陌生到一定程度就完全不关心。但我们回顾历史也会看到，人们关心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从最基本的生命安全来说，在部落时代看到一个陌生人，很可能互相都会担心会不会被对方弄死。到了古代文明社会，在自己的城市里看到陌生人，大概不会感到生命威胁；但在熟悉的城市之外又有危机感，安全范围仍然有限。再对比我们今天的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互不相识的人一起坐火车坐飞机，几乎不会担心这些陌生人突然对自己下狠手。不仅如此，如果有人发生紧急状况需要救助，人们也很容易跨越国别和种族的心理界限，不太会因为需要帮助的是个外国人就拒绝帮忙。
从古代到现代，我们认同的群体范围逐渐扩大，对自己群体之外的人的关心程度也明显提升。我们第一章就讨论过，人们天生就会区分内外亲疏，容易形成对外人的偏见和仇视，但是我们也有其他的天性，特定条件下也可以减轻甚至消除这些偏见和仇视。全球化时代，人们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更加频繁，买过外国商品，做过跨国生意，接触过国外的文化艺术，都会拉近心理上的距离，更容易把外人当作和自己类似的个体来对待，不会再像义和团那样把外国人形容成妖魔鬼怪。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了——赤贫的情形减少了，越来越不需要用杀死对方或者暴力抢夺的方式来存活下去；自己的生活宽裕了，就有额外的精力去开阔自己的视野，扩大自己关心的范围。
当然，作为哲学讨论，我更推崇理性思考发挥的作用，也就是通过想明白一个道理来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动。如果你接受「属于某个群体，就应该只考虑这个群体的利益，不必关心群体之外其他个体的利益」这样的逻辑，那么这个群体到底是什么？可以是你的家庭，可以是你所在的班级，可以是你的母校，可以是你的公司，可以是你的祖国，可以是你所在的种族，可以是你的性别，可以是你的智力范围，也可以是你所在的星球，甚至还可以是你所在的星系……我们可以填入很多东西，那这些不同的群体你要如何选择？是都可以，还是有些无法接受？选 A 不选 B 的理由又是什么？我们会发现这些界限其实都是任意的、缺乏理由的，经不起穷根究底的追问。
是否属于某个群体没有理由成为我们道德关心的边界。唯一能够成为道德边界的，是感受快乐和痛苦的能力。我们可以把拥有这样能力的个体统称为「感受者」(sentient being)。按照这样的思路，Peter Singer (1975/2023, Chapter 1) 论证了动物权利。正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忽略也能感受快乐痛苦的外国人的利益，不能因为自己是某种性别，就忽略也能感受快乐痛苦的其他性别的利益一样，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是人类，就忽略也能感受快乐痛苦的其他动物的利益。这就是理性思考为我们打开的道德视野。
我知道很多人初次接触这样的想法会认为这是与人类本性相悖的。但是请大家记得我们在第一章就讨论过的内容，没有处于本质地位的人性，只有漫长的生物演化形成的像大杂烩一样的道德本能，理性思考同样是大杂烩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违背人类的本性，而是怎样让我们在未来过得更好。而想清楚哪些个体属于我们应该关心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又应该怎样权衡取舍，正是让我们在未来过得更好的关键一环。
结语
回顾一下这期节目。在法律调节的人身财产纠纷之外，人类历史上还普遍存在着政治制度、经济体系以及区别对待弱势群体带来的更大范围的不公平。比起过去几千年更加残酷的人类历史，我们正处在一个各类弱势群体争取到更多平等权利的时代，但要实现社会层面的矫正公平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从个体层面来说，人们应该反思自己的既得利益是否来自出身和天分上的优势。因为运气好而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理应分享自己的运气，让运气不好的弱势群体过得更好。人类历史已经见证了道德视野从狭窄到开阔的进程，从逻辑上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一个个体不属于某个群体就把他排除在关心范围之外，所有能够感受快乐和痛苦的个体都应该纳入我们的关心范围。
但是这样是不是太过理想主义了呢？如果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又怎样过好自己的生活呢？下期节目我会讨论个体义务和道德的边界。我们下期节目见。